四
    民国初年的广东好像是个硝烟四起的大战场，除了孙中山与军阀的斗争、军阀混战外 ，随时还有规模不等的其他战事：军警剿匪、盗匪火并、乡村械斗、团匪对抗、军团冲 突等；关于这些战事的报道，经常都会提到新式武器。在广东（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 武器进入了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华侨聚居的台山、开平、恩平等县建立了大量 碉楼（多数是合民居和堡垒为一体的建筑），仅开平一县，全盛时期有3000多座，现存还 有1800多座，大多数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所有的碉楼都有多个射击孔，华侨还从 国外购回枪支弹药、探照灯、发电机、报警器作自卫之用。（注：见张国雄撰文、李玉 祥等摄影的《老房子·开平碉楼与民居》（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5-15页。）在不 少地方，新式枪械成为在民间特别普及的重工业产品。
    民间武器又是民国初年影响广东政局的重要因素。国内其他城市的商人，很少能像广 州商人那样对政权更迭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广州有一支武器精良的 商团军。商团事变的前因后果虽很复杂，但导火线则是“扣械”，政府和商团围绕着被 扣武器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以至商团方面事后仍把事变称作“广东扣械潮”。 事变中全省各地十几万商团、乡团卷入对抗政府的政治行动，也是因为拥有大量武器而 有恃无恐。广东各地乡团经常介入政治派系之间的军事斗争，如1923年上半年，粤汉铁 路沿线一带的乡团站在孙中山一方击败沈鸿英的部队，孙中山在表彰通令中，称他们是 “深明大义，乘机杀贼，或协助我军作战，或扰乱逆贼后方，致收迅克之功”。（注：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民国12年第11号，大元帅令。）而粤北仁化县的乡团， 却以武力抗拒听命于孙中山的谭延闿部湘军通过。（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 ，民国13年第4号，大元帅训令第40号。）1925年9月，大元帅府命令粤军将卓仁机旅缴 械，执行缴械任务的是卓旅驻地台山县的乡团。（注：《台山民团围缴卓旅枪械详情》 、《收缴卓仁机部枪械续记》，《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9月7、10日。）
    时人说，“民间宿兵，实为祸乱之阶”。（注：胡仲弢：《广东地方警卫队各县编练经 过情形》，第82页。）按照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部分民间武器即使原来出于“自卫” 而存在，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有可能演变成为地方权势集团和人物对下作为阶级压迫、 对上作为挑战政府权威的工具。在民国初年，广东商、绅等地方精英借助所掌握的民间 武器控制地方社会，维护、扩大自身利益，当政府要把统治深入到城乡基层社会的时候 ，这些武器就可能是重大的阻力。
    我们无意把“国家”与“社会”简单地视为两极，但民国初年广东民间武器的泛滥无 疑是“国家”对基层社会失控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进一步使基层社会与“国家”进一 步疏离。随着清末以后传统的官-绅-民的社会控制模式的解体，民国初期广东民间武 力膨胀，地方社会权势也形成了新的格局。我们认为，在民国初年，特别到了20世纪20 年代，广东乡村地区的基层权力机构主要是保卫团局，基本上由直接掌握武力的人物为 主导。（注：邱捷：《民国初年广东乡村的基层权力机构》，《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商团、乡团等成为独立、半独立于政府控制之外的武力。广州的报纸曾说：“商团 组织，俨如军队，手持武器，而不守军纪。则吾不知其以普通人民自居，抑以军人自处 也！”1923年，孙中山有一次与鲍罗廷一同乘船视察广州附近的水道和炮台，途中遭到 不知来自何人的枪击，一名水手被打死。鲍罗廷认为“袭击来自农民，他们手执武器保 卫自己的稻田”。（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 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72页。）无论开枪的是乡团、普通乡民还是盗匪， 民间武器的子弹居然打到大元帅的座船上，此事正可视作对政府权威的轻视甚至挑衅。
    掌握了武器的某些集团，肆无忌惮地损害“国家”的权能，据调查，1927年前后，仅 北江英德至清远一段，兵、匪、团的勒收机关有42处之多，其中乡团为收“团费”所设 就有22处，占一半以上，且“稍有抵抗，焚杀随之”。（注：其勒收情况如下：老地湾 团费4角、牛屎湾团费4角、下寮团费1元、新庙团费4角、江庙团费4角、波罗坑团费4角 、下硖团费4角、连江下硖团费2元4角、湖溪团费1元、杉洞堂口15元、大庙团费1元、 大庙堂口15元、兴隆庙堂口20元、横石人民警卫队6角、警费6角、护航3元6角、水堂桥 堂口16元、石碑坑堂口16元、团费1元、王洞警费4角、白鹤汛、眉坑、白庙等处警卫队 共2元、白庙护航队1元2角、警费6角，等等，共42处，计需费130余元。详见《北江土 匪勒收行水之调查》，《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4月9日。）盗匪依恃手中的非法武器， 更经常公然向“合法”权力挑战，以表明其作为一种地方权势的存在。“弄到匪区简直 是别有政府，保护往来是土匪，保护开耕是土匪”。（注：《清匪问题》，《广州民国 日报》1925年12月4日。）他们“恃有枪械，鱼肉人民，横行于乡村间，且代清代之绅士 而称霸”。（注：何冀：《使人民最受惨痛之土匪》，《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3日 。）当时竟有“广东土匪为第二政府”的说法。如著名盗匪徐东海纠党数千人，盘踞于 两阳（阳江、阳春）恩（平）新（兴）之间，其掌握的墟镇，官军、警卫队、县警察游击队等 下乡摊收钱粮及办案都不敢涉足，即使要通过，也必须限定人数，以五人为限，“否则 不准过境”。（注：《滇军事件风潮之扩大》，《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3月19日。）1 926年，著匪“跛手忠”盘踞东莞县菉兰一带，截劫来往船只，各商帮请国民革命军第 一军东江警备司令林振雄派军队护送，“跛手忠”竟然将军队包围，轰毙官兵多人，掳 走20余人，且放火焚毁在当地的官方厘厂。（注：《东莞匪党之焚抢掠劫》，《广州民 国日报》1926年3月22日。）1926年，中山县著匪袁拱在前山一带走私，被罢工纠察队及 官方缉私卫商队截获。事后，袁派遣匪徒600余人，轮船4艘，“配足武装”，前往前山 围攻纠察队部及缉私卫商队，“以遂其包运私货之阴谋”。（注：《匪党竟欲围攻前山 纠察队》，《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7日。）顺德县境内的盗匪，也是“纠党竖旗， 拦河截劫，公然与官军对抗”。（注：《顺德匪党假冒农军掳劫真相》，《广州民国日 报》1926年5月29日。）番禺县属茭塘一带是著匪“黄贵人初”、“黄济军泰”兄弟的“ 势力范围”。1924年6月“黄贵人初”纠党数百人将东江剿匪司令徐树荣的部队包围， “意图缴械”，枪伤官兵，并逼走了政府的军队。（注：《徐树荣痛剿贵人初》，《广 州民国日报》1924年6月28日。）盗匪经常公开与政府或商、绅的团局争夺地方社会的控 制权。1926年5月，英德、翁源两县绅商议决组织联团，藉以自卫，事为盘踞该处著匪 “陆跛华”、“陆狗屎麟”等得知，于是盗匪召集数百人，“与联团抗拒，大小数十战 ”，先后轰毙团丁数十人。（注：《翁江土匪之猖獗情形》，《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 月18日。）诸如此类的事，在民国初年广东的报纸上，是经常出现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