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洲与欧洲的“统一”
    如何看待二战之后满目创痍的欧洲？当时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沃麦尔（Vermeil）认为欧洲已经被谋杀，德国就是谋杀欧洲的凶手。欧内斯特·巴克尔（Ernest Barker）认为欧洲的肌体就像悲剧中的朱丽叶处于类似死亡的恍惚状态，但其实仍有生命，只需要注射联邦制度来维持欧洲“遗产”的永恒。布罗恩（Bruun）则提出欧洲死亡的原因是一种慢性的内部疾病，这是获得多数人赞同的观点。那么欧洲这种疾病的根源和症状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上述布罗恩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疾病是一种内部的关于欧洲精神的疾病， 分裂性的力量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内部的疾病被外部的事件推动不断发展，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对外部事件的单纯叙述是不足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只有对欧洲历史做出判断才能解决问题。在对欧洲进行历史考察时，首先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欧洲”。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观念，它既不是一个“混合的量”，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区”，“历史并不根据大陆或地理划分而运动”，而下面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即欧洲不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单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的实体。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研究者就要知道自己立足于哪里。④
    欧洲存在过“统一”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的根据是什么。事实上，西方关于欧洲历史观念的权威观点在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可能不这样突出）可以追溯到兰克。兰克认为，欧洲历史的基础在于“统一”和罗马-日耳曼民族内部互相联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在5世纪和6世纪日耳曼人向西欧移民而形成的民族融合。他们建设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欧洲延续至今的所有发展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罗马-日耳曼世界的六个国家中的每一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它们从没有形成为一个社会，并且它们之间几乎总是发生战争，不过兰克认为，它们真正的统一，是在“思想、行为和发展中”展现出来的，“它们内在的历史正好一致，它们共同的发展制造了同样的思想”。因此兰克所说的“统一”是多数中的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巴勒克拉夫分析指出，这种“多样性的统一”观念在兰克贡献给西方历史思想的全部欧洲历史观念中是典型性的。没有这种多样性，没有在政治敌对和经济竞争中的自由的相互影响，欧洲的无尽潜力和发展这些潜力的自由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自由的相互影响得以实现的实际手段就是势力均衡体系，势力均衡体系反复地在现代历史过程中通过防止大国中任何一国霸权的出现维持了欧洲文明的存在。⑤
    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正因如此，在兰克和随后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势力均衡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欧洲社会结构倚重的枢纽。这不仅是兰克所有作品的基础，同时也是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论述欧洲政治史实际采用的框架。他们的论述具体表现如下。从16世纪初开始，当势力均衡围绕着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而展开时，循环逐渐地扩大了，当欧洲心脏地带的老牌强国采取措施维持力量的均衡时，新的力量出现了。作为各强国为了阻止法国霸权的斗争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加入到欧洲协调中去。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地化把势力均衡推广到了海外，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竞争证明了这一点。起源于欧洲的体系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体系。但是现在兰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欧洲到世界范围内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勒克拉夫认为，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历史学家的基本态度和对始于兰克的原理有效的信仰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不是根据新的情况去反思兰克的理论，而是更愿意根据兰克的原理来解释新的情况。兰克的观念仍然是统治性的。在他们眼中，兰克建立了一种普遍法则，欧洲历史的整个过程都表明了这一点：一种复杂的、自我调节的政治力量机制是永远存在的，任何对文明结构赖以存在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它都能自发地调整。他们认为，1914-1918年的战争和1939-1945年的战争，都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尽管两者很显然都是世界性的战争，但它们都是欧洲势力均衡这个微妙主题所触发的，世界性的平衡仍然来自于以欧洲为中心。⑥ 巴勒克拉夫指出，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无法准确把握欧洲国际地位变化的错觉基础上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被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⑦
    三、欧洲文明
    在对欧洲文明进行反思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一个设问：欧洲文明存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巴勒克拉夫对有关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欧洲文明的本质，最安全的结论就是存在一种遍及欧洲的文明；关于欧洲文明的特征，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关于评判欧洲文明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文明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及其进行道德领导的能力。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剖析，巴勒克拉夫试图揭开笼罩在欧洲文明问题上的迷雾。
    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传统观点如下，文明是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早期文明通过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达到工业文明的连续发展的经历，工业文明在对新世界的探险之后不断扩张直到已经充斥全球。弥漫在这种解释中的暗示就是欧洲的社会是五千或六千年历史发展的顶点，是过去每一时代都对其做出贡献的圆满成功。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解释能使欧洲人满意，不过一定会遭遇到各种批评。巴勒克拉夫列举了对上述历史解释做出批评的三种主要观点。首先，为了描绘这幅稳定的直线发展的图画，那些“没有前途的”文明，换言之，那些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没有做出直接或显而易见贡献的文明被忽略了。第二，上述历史解释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念，它本身包含的暗示是欧洲现在的文明是所有早先历史发展的顶点，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它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一个斑点而已。最后，要接受对上述历史解释而言所必需的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的进步假设是不容易的。⑧ 进步观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从自然史到人类历史的错误类推。“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观念与人类种属超越其他动物种属的过程有密切联系，但它们与文明社会中的人类历史没有密切联系。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与其他动物竞争霸权或者控制环境，从文明之初，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中共同生存的问题。⑨ 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已经遭遇到挑战，最著名的挑战首先来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巴勒克拉夫认为，虽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严肃挑战。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