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欧洲的遗产
    欧洲遗产的问题和欧洲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历史不是发生事件的顺序排列，而是一系列基本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成为每一时代精英们全神贯注的事情，历史通过探索新的推动力、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从而不断自我更新，这些中心问题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探讨。有三个重大问题主宰着欧洲历史，这就是后期古代问题、11世纪末期大革命（政教之争）的意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问题。这是三个巨大的转折点，欧洲人朝圣（pilgrimage）的三个阶段。这三个转折点是受到外部事件的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叙述事件本身是不够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它们对欧洲精神产生的影响。如果要理解欧洲人的长期朝圣，就必须要考察欧洲人经历过的巨大的精神危机，巴勒克拉夫着重指出，要掌握这样一个事实，是欧洲人对所遭遇的巨大精神挑战的反应，而不是外部事件的影响，更能决定欧洲人的生活过程。（16）
    第一次巨大危机也就是巴勒克拉夫所谓的后期古代问题，在基督教时代的4世纪和5世纪达到顶点。古代文明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欧洲的”，这个问题包含了古代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如果人们要了解欧洲遗产的含义，那么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希腊历史在希腊文化阶段就显现出“希腊与东方的融合”，文明趋向于“希腊-东方的而不是希腊和西方的”。罗马世界更加是几乎全部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世界而不是欧洲世界，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结合在一起。很显然没有内在的理由把这样的社会或文明定义为“欧洲的”。单纯从罗马到“罗马统一的混乱”的线性前进中的传播，而不追问在人类思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探讨是不够的。在公元4世纪，当欧洲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开始它的生命时--它的第一声哭喊回应着“世界的混乱”，与古典精神截然不同的后期古代精神的突破表明， 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文明的文明，一种可以第一次正确地称之为“欧洲的”文明。第二次巨大危机发生在七个世纪之后，在11世纪末期的精神混乱中，欧洲文明达到了成年。如果单纯地看待历史事件，这种精神混乱也就是所谓的“授权争论”，只不过是国王和教皇之间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然而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来说，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关于基督教社会本质的两种激烈敌对的观念之间的冲突”。不过，解释这个西方基督教历史上转折（东基督教保持了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忠实）的失败，排除了在稍后时期任何令人满意的对东西欧之间的分离的解释，尽管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虽然关于东西欧的分歧有很多外部原因可能被引证，有很多局部的解释，但是这种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期的基本的精神分歧是一个本质的线索。欧洲精神历史中第三个转折点不能被忽视，这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是双重的遗产。没有人怀疑理性时代的进步，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忽略理性时代的缺点，这些缺点和进步对未来而言结果同样沉重。启蒙运动（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崇拜）机械地假设它的信仰是普遍真理，对所有人类适用--只需通过教育来传播就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正确的哲学。理性时代的新的宇宙进化论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惊人进步清扫了道路，但是为了获得这些财富，欧洲就像浮士德一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就是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双重遗产。不能轻易说欧洲人沿着一条唯物主义的道路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对历史学家来说，启蒙运动仅仅是欧洲人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不能说风险是不值得尝试的，取得的成就是徒然的，要看到为了这些而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能源的巨大消费量，这使得欧洲在法国大革命的危机之后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再次取得能够比得上启蒙运动的综合成就。（17）
    总而言之，只有当这些巨大的精神危机在所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被分析，欧洲的历史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才能开始评定它的遗产。巴勒克拉夫还指出，无法从过去挑选出确定的要素然后抛弃其他的因素，声称它们构成了欧洲的遗产。任何想要草拟一个欧洲“资产负债表”的努力都将会失败。例如，“议会民主政治”被认为应包括在欧洲的遗产之中，但是必须考虑到独裁政治的多种形式，从希腊的暴政、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专制直到现代的专政。事实上欧洲的遗产由这两种形式的政体组成，这两种政体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建设能力，而在其他环境中这两种政体都曾失败和被取代。历史并没有做出明显表态要支持其中哪一种。欧洲遗产中的其他要素的情况也是这样。巴勒克拉夫借用塞德尔马耶（M. Seidlmayer）的论断说明，希腊和罗马在欧洲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从来也没有成为欧洲遗产的一个完整部分，就在于它们总是保持着一种欧洲既不能消化又不能驱逐的“外来的身体”的事实。掌控它们的斗争没有导致明确的结果，但是这种斗争努力仍然是无上重要的。之所以无上重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创造和刺激能把欧洲精神推进到以前从未获得的耀眼的发展高度的精神张力。这一点，正好是这一点，就是欧洲的遗产：并非能够累加起来、传承下去的具体有形的成就，而是精神的提升，人类精神无与伦比的昂扬，新知识新思想等范围的开辟，即使它们遗留下未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必然会遗留下这样的问题）。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人们尊重并且带着自豪回顾欧洲人的奋斗历程，因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欧洲人都从来没有放弃探索的努力。巴勒克拉夫认为，重要的不是欧洲遗产中的精确要素，因为它们是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多面的。也不是要“保持”这种遗产，要“保卫”、“坚持”并把它“传播”到未来，就像对待博物馆里珍贵的化石那样。重要的是把这些要素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能发挥作用的模式的能力，使欧洲的遗产能够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能力，否则遗产只能变成重担。欧洲的遗产是一种未解决的矛盾构成的混乱状态，一种无出路的灌木丛，无法提供关于前进的直达路线。只有一种新的灵感，一种关于人及其在宇宙中位置的新观念，才能打开对未来的清晰展望。未来不存在于欧洲过去的遗产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关于新世界的观点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