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欧洲历史的“终结”
    巴勒克拉夫认为，认识到欧洲历史的“终结”是在考察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与此有关的还有另外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谨记现在不是过去的顶点；第二，要认识到历史方法的局限；第三，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提防纯粹主观的答案。巴勒克拉夫所说的“终结”并不是说欧洲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说欧洲历史不再具有历史重要性，欧洲本身的历史将继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合理解释欧洲历史的“终结”。巴勒克拉夫从对欧洲和世界形势变化情况的具体分析入手，探讨了导致欧洲历史“终结”的原因，这就是欧洲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欧洲均势时代已经结束，在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中，欧洲问题绝不是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因素。（19）
    1945年的欧洲无疑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思考。向全球扩展的欧洲文明依靠什么来保证“多样性的统一”？战后欧洲的强国如何自处？多极均势体系的幸存物是什么？诸多问题都迫切需要历史学家做出回答。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势力均衡体系的崩溃是否仅仅是二战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暗示均势体系的崩溃只是暂时的，如假以时日，传统的均势体系就会重现以防止世界被一个或者两个大国统治。巴勒克拉夫通过对现代史进程的检验分析了均势体系的历史发展，他强调指出，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对希特勒争夺霸权的反应与早期反对威廉二世、拿破仑、路易十四、菲力普二世和查理五世的反应是类似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1919年之后欧洲的优势更多是在表面上而非实际拥有。作为一战的结果，欧洲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已经衰退和收缩，但是由于俄罗斯和美国这两大世界性强国的缺席，这种结果意外地被隐藏了。这样原有的均势体系看似维持下去，并由法国主导，但正如希特勒治下德国的短暂复兴所表明的那样，它只是一种令人同情的阴影，缺乏履行其基本功能的能力。事实是，到1918年，权力已经从欧洲大陆国家转移到侧翼的强国，普鲁士德国在一战中彻底失败而非达成一种谈判妥协的和平，正是由于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单独的欧洲，即使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它需要欧洲之外强国的压力来阻止对欧洲文明价值来说致命的霸权。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反对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早期斗争，就会看到这种向欧洲之外力量的求助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例如，拿破仑失败并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强国的崛起，而是由于欧洲之外的力量，即俄国从它的亚洲部分释放的巨大能量和英国从新世界获取的财富。更早的时期情况同样如此。（20）
    如果这些事实只是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均势原则从欧洲中心向外循环扩散，那么它们的意义并不大。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侧翼的国家特别是海军强国，它们的力量来自于非欧洲的资源，相应地遵循它们本身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不是欧洲均势的原则。这一点在17世纪就已经很典型了。最典型的是尽管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客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希望美国能够制衡英国的海上霸权，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来没有物化。在欧洲盛行超过四个世纪的均势的结果是使欧洲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非欧洲圈子里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它们的趋向是更广阔的统治区域的形成和刻意避免分裂。例如，1823年门罗主义的颁布，明确意味着从美洲排除均势原则。在欧洲内部，任何优势造成的威胁都被打击直到消失；在欧洲外部，掌握优势力量的原则被确立起来。如果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那么今天当欧洲像一个烧尽的火山时欧洲人应该如何自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历史的“经验”有何用处？如果欧洲文明赖以存在的那些价值，要依靠小型主权国家多样性共存的话，那么那些价值在一个至多只有三或四个强国能保持传统意义上主权的世界中，到底前景如何？如果欧洲的自由及其价值需要动员非欧洲力量来保卫，那么人们怎么思考一种并不单独把西欧国家作为中心的历史理论？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的历史不能单独来思考，西欧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各个联系密切的民族追求自我发展的联合体的传统观念必须要抛弃。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单独来说是一个可理解的研究领域，巴勒克拉夫则认为应当把欧洲与更广泛世界的联系视为塑造欧洲历史的决定性要素，没有这种外部的影响就不会有现阶段的欧洲发展，西欧的发展也会难以理解。巴勒克拉夫还指出，这一点不仅现在是事实，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如此。在所谓中世纪的时期也不应当把西欧和东欧分离来看，双方的交流不仅通过拜占庭往来，而且这种交流在西方与斯拉夫各民族之间都是有力和持续的。他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是问题的细微和学术性的方面，但如果人们想要树立正确的观念的话，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缺乏正确的观念导致在欧洲历史中忽略了拜占庭的线索，忽略了外部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美国对欧洲历史的影响。（21）
    巴勒克拉夫认为，今天仍然盛行的欧洲历史观念，反映了西欧国家掌握优势和领导权时期的态度。那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时期，当时看似欧洲掌握全世界的开始，好像世界秩序只是欧洲秩序的扩大版本，遵循着均势的原则。例如，兰克把拿破仑的失败看作是由英国和俄国主导的原有的欧洲体系的一次确认，他不能看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和非欧洲国家的优势。他的观点受到一种虚假的连续性的限制，对纯粹历史要素的错误投入，导致他把注意力几乎绝对集中到那些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好像它们会天经地义地永远主导下去一样。最典型的是1833年他把美国排除在大国之外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对东欧民族几乎轻蔑地不予考虑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是局外人，对欧洲的发展全无贡献一样，这是东欧被迫为土耳其统治或者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时代的偏见。巴勒克拉夫指出，人们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这种历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是多么的局限，在中世纪欧洲这种历史观念是不正确的，在现代欧洲，正好在兰克写作的那个时期，这种历史观念不再是正确的。它最多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状况，就是这种历史状况被兰克认为不朽，就像一个从电影中被挑选出来并放大的“静止画面”。如果需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震动来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局限的话，那是因为欧洲历史写作中蕴涵的政治偏见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所以，历史学家的观点越是全球化，越是摆脱国家或地区的偏见，他就越是接近于获得能对当前有效的关于过去的观念。远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事情发展方向的暗示。在客观历史中它们会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们预想的观点，所以它们被抛弃了。结果是一种与事实对抗的历史，今天这种历史已经失去生命力了。欧洲政治体系的保持和这种保证均衡体系的价值观念的保持，总是要从欧洲只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的事实出发来考虑。而且，当欧洲历史的全部趋势是维持一种强国均势的俱乐部和保持小的国家单位时，世界历史的全部趋势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巨大的政治集合体的发展，它们绝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把过去和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去假设未来的政治发展将重复欧洲过去的情况呢？（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