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社会生活史先后问世。断代性的如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论述了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及生活，饮食与衣着，住所与交通工具，婚丧礼俗，宗教信仰，学校教育与伦理道德，文娱与体育，岁时风俗及其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一书，内容包括清代社会等级、公开社团与秘密宗教及结社、宗族、家庭、衣食住行、婚姻丧祭、娱乐、人口与社会救济，以及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断代史丛书，共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十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六卷，即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的《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的《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1998年）、史卫民的《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学术水准较高。近现代的社会生活史也有所探讨（17）。专题性的社会生活史也有，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丛书”，设计为5批共计50种，1995年以来已出版40种，为普及性的著作。还有对僧尼、士人社会生活的研究等（18）。江南的社会生活探讨较多（19）。
    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把探讨社会生活作为重心，应该说是适应了世界历史学发展的学术潮流。台湾学者比较大陆复兴的社会史与法国心态史的学术追求后就指出：“历史研究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应是20世纪历史学到最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普遍要求”[4]。他们提出的“新社会史”研究人民生活、礼俗、信仰和心态，概括起来即“生活礼俗”。台湾日常生活史得到了有效的开展（20）。蒲慕州主编的《生活与文化》收录有代表性的15篇论文，集中展示了台湾学者作为史学研究新方向的生活史研究成果，台湾学者“重视生活情景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在时间中的发展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且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5]（p.5）。作为“中研院”“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于2002年10月25日至27日在纽约合办“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分组题目可见研究趣味，即包括：明清士大夫的工作与娱乐安排，日常生活的档案一：类书大全，日常生活的档案二：细小的问题，文字与事物，城市空间、国家、城市生活的旋律。明代生活史的成果较为集中（21），文化生活、民间生活也是台湾生活史研究中使用的概念（22）。
    中国社会生活史往往作为社会史的基本内容。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门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它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有交叉的研究内容，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性质与方法。”并指出群体生活联结了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通领全部研究内容（23）。这个社会史概念大致上是将社会结构加上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及其观念”。
    王玉波探讨了生活方式的范畴的内涵及研究价值所在，指出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范畴，既包括浅层次需要的含有较多本能性、感性、经验性、自发性的日常生活活动方式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人的如尊重与自由、发展、自我价值实现等人内在深层次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职业活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进行高层次的活动。正是这些深层次的需要和高层次的生活活动，更能体现人的本质、人的理性和社会性、文化性。作为社会史研究对象的不是日常用语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属于综合性的科学范畴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主体有着个人、群体、（全）社会三个层次。“归根结底，是否把生活方式作为社会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到社会史应否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的问题。……如果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主体的人为中心，那么，理所当然地要把历史上的人即我们的前人是怎样活着的人，也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6]（p.358）
    另一哲学学者衣俊卿则认为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构成日常生活世界，属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人类发达形态的社会结构的“潜基础结构”，对日常生活的研究有助于形成关于人类社会的总体图样。并为日常生活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7]（pp.20,32～33）
    比较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不太强调社会结构，内容偏重于生活部分。以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为例，全书共设八章，即：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该书《绪论》指出，总体框架的脉络关系表现为四大系列，首章为夏商社会氛围总观，第二至四章属夏商社会构成运作范畴，第五至六章是夏商物质生活形态和生活方式表象，第七至八章为夏商社会精神生活面面观，内聚积极和消极的社会调节功能。其他卷的框架与该卷略同。
    以上述社会生活史为标志的生活史研究，取得成果众多，但是近来学者并不满意目前的研究现状，呼吁加强生活史的研究，力求有所突破（24）。黄正建认为：“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并没有形成规模或形成学派，甚至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虽然我们也有关于衣食住行的研究，但它们都是孤立的、个别的、零散的。学者们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化、风俗、文物、科技、历史地理等各种角度来研究它们，却恰恰很少将它们作为‘日常生活’来研究。这些研究又大多以‘物’为中心，其中没有‘人’的‘生活’痕迹。总之，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还没有有意识地、自觉地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去研究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现象。”[8]还指出了日常生活史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日常性”，即重视重复进行的“日常”的活动；二是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不能以“物”为中心；三是“综合性”，由于日常生活是一种综合性的日常活动，单研究某一种个别活动不能反映当时人的完整生活，因此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并具体指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不足之处：“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对唐代历史中‘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也兴盛起来。但是目前这种研究往往比较笼统，不分时代前后、不分阶层高下、不作定量分析，所以常常使人感觉缺乏具体性。”[9]他试图就唐代某一时期某一阶层中的某个个人的日常生活作些探讨，将这一时期的日常生活状况具体化，为唐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深化提供参考（25）。事实上，黄先生的说法也大致符合其他断代的“社会生活”研究状况。因此，深入的活的日常生活研究仍然是人们所期待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发展还是说明，即使是针对同一主题，也可以写出有各种不同的历史”[10]（p.394）。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史研究需要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变，建立日常生活与历史变动的联系，挖掘日常生活领域的非日常生活因素，把握传统农业文明中的商业文明因素（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