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活史研究带来的新视角
    生活史的研究，由于确立了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民众带来了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变化。
    首先从习以为常发现历史。日常生活世界各种不断重复的活动，多为“群体无意识”，这属于心态史的范畴。年鉴学派在家庭史、爱情史、配偶史、对儿童的态度史、群体社交史以及死亡史等一系列新开拓的研究领域中，人们看不到动乱、突变，“证实了心态史所研究的是非常长的时段中一系列隐秘的演进，这些演进是无意识的，因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演进”[12]（p.144）。心态史关心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阐发人们对生命、年龄、疾病、死亡等现实的态度，对于认识日常生活很有用处。心态史的研究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彼此难分，历史人类学研究各种习惯，而习惯都是心态的。历史人类学可以揭示人的行为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引入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就可以从习以为常的琐事中发现历史。就研究实践来说，如彭卫论述了汉代人精神世界的二重结构、汉代自杀现象、汉代复仇风尚、汉代体貌观念及其政治文化意义、汉代行为语言、汉代交际语言类型及其文化含义、汉代“大丈夫”语汇等（106）。再如民间传说、神鬼观念以及反映的宇宙观是认识民众心态的重要途径，如钟馗捉鬼故事即是如此：“虚耗”观念基于中国古代对宇宙本原及秩序的思考产生，“大虚”被认为是世界的本体，冥冥空虚中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着人们的命运。古人在对虚空的探索中，将虚宿天象作为人间社会祸福的主宰。汉晋时代人们已将这种力量抽象成“虚耗”这一词汇。自古以来逐疫驱鬼的傩活动至唐代发生一些变化，终葵（即钟馗）治群厉的信仰在唐代兴盛，原先作为驱鬼用的棍棒被人格化，成为驱鬼者。特别是唐玄宗夜梦钟馗捉鬼并食之，经唐朝政府大力宣传，使钟馗信仰广为传播，作为钟馗对立物的群厉、小鬼，也被具象化为虚耗鬼。由于虚耗具有使人空虚、亏损、消耗的特性，从唐宋开始流行种种攘除虚耗的习俗。厉鬼于虚宿出现天空阴气流行的秋冬季活动，古代逐疫驱鬼也在此时开始，腊祭时进入高潮，唐宋以来从冬至到元宵期间举行攘除虚耗活动（107）。又如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在明清以来的华北各地流传甚广，并大量载之家谱、墓志和地方志。以往多把它作为明洪武、永乐时期大移民的史实，并将洪洞视为政府大规模强制移民的中转站。新的研究则认为有关洪洞大槐树迁民的传说故事是族群认同的产物（108）。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来华，观察中国人对于传教士言行的看法，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与伦理世界，可以认识中国人信仰的特点（109）。
    在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有不解之缘，一些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换位思考、从习俗进入社会、重视民众观念、文献研究结合田野调查进入了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应运而生。仪式分析有助于认识城市生活，泉州城市史研究体现了这样的特色（110）。乡村生活史中习俗的解析很重要，同样离不开仪式的解析，不断有学者进行尝试（111）。
    其次，从日常生活来看国家。生活史以人为中心，自然关注大众文化，注重基层社会，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社会生活史重视普通群众的日常活动，不仅关注到民众的经济生活，而且关心大众文化，即普通民众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研究，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并不排斥政治与国家，但是研究方法是从此出发，将民众的活动与国家、法制等联系起来。基层社会与国家具有相对性，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是生活展示的舞台，体现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连接国家权力，国家和政治在从下看历史中得到了新的体现。中国社会史学会于2008年11月在广东珠海举行的第12届年会，以“政治变动与日常生活”为研讨会主题，意在防止将日常生活的研究与政治割裂开来。基层社会主要由普通人的生活构成，历史的形成与基层社会生态环境（包括文化）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引入地域研究的概念。地域研究把人的活动放在特定的地域场景中，重视社区，其立意仍是探讨基层社会、关心普通群众，成为生活史必要的研究框架。
    再次，对于生活的重视挑战传统史料认识。中国社会史家冯尔康指出：“新概念、新方向、新领域是打开社会史史料宝藏的钥匙。”[13]（p.134）对于生活史来说，也应如是观。日常生活史研究使史家别具只眼，对待史料不同于以往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学者，反映民众日常活动的账簿、契据、文书、日记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进入视野。如蒋竹山利用晚明的《祁彪佳日记》，通过祁彪佳与江南医生互动的个案，探讨祁氏家族的医疗活动（112）。以契约文书为例，由于存世数量较大，反映的生活面向较多。出版的史料汇编较多，以往利用契约文书偏重于土地买卖，目前侧重于日常生活。如有学者利用中古时期的契约，以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与契约”为主题，揭示官府、百姓、鬼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这三者相互协商、讨价还价并在这种角力中共存的社会过程，展现了社会变革的某些侧面：老百姓互相协商并订立契约，是为“现世契约”；老百姓与神鬼之间的协商与契约（买地券），是为“冥世契约”。官府对待老百姓所使用现世契约的态度与政策有变化，反映了所谓朝廷“政法”与民间“私契”从对立、并存到契合的演变过程；而冥世契约则不仅反映出老百姓对死后世界的看法，折射出冥府、鬼律与阳世官府、官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明清契约文书中的妇女、婚姻问题得到了探讨（113），特别是日用文书对于全面了解民众日常生活非常有用，王振忠利用反映清前期安徽徽州婺源村落社会生活的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等史料，具体揭示日用类书在村落日常生活中实际运用的情境，以期了解一般民众日常生活的规范、价值信仰以及集体心态（114）。人物传记是记载人物活动的基本资料，中国正史的体裁为纪传体，保留了大量的人物传记，但主要是贵族官员的，而文集中的墓志传记文数量多于正史，特别是还有大量出土墓志，保留大量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传记，反映了多方面日常生活细节，利用墓志开展日常生活史研究大有作为，利用唐宋墓志的生活史研究引人注目（115）。档案特别是诉讼法制类档案保留大量民间资料，反映了下层社会的面貌，认真解析口供是重要的研究途径（116）。诗歌、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特别是竹枝词、民间传说、写实漫画反映当时人的生活、观念等，有大量日常生活细节描写，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117）。笔记对于研究日常生活史也具有主要价值（118）。此外，物质文化也是生活史资料的重要来源，日常生活的器物以及图像资料，是人们的活动与观念的产物。综合使用资料，文献、实物、图像相结合，重构古代日常生活的现场（119）。
    最后，从生活方式的转变可以考察民族关系，进行不同文明比较，阐述社会变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作为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生活方式的共同性，民族融合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的融合。从其他民族对汉族生活方式的影响来说，饮食方面，汉代流行的“胡饼”，唐代盛行的抓饭、烧饼，都是其他民族传入的，服饰方面，战国时中原各国的服饰宽袍大袖，不利作战，少数民族的中山、林胡、楼烦等都善于骑马射箭，衣服简便可体，赵国的武灵王便实行“胡服骑射”，中原汉族人民的服饰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明朝汉族男子满头留发，把它挽起来，叫做“束发”，衣服宽袍大袖。清兵入关后，要求汉族人按照满族人的习俗“剃发”、“易衣冠”，即男子把脑顶前半部分剃光，后半部分唯剃去底部之发，将留下的头发梳成辫子，衣服是窄袖圆领。清朝的这个变更汉族传统服饰的规定，引起汉族强烈的反抗。不过最后汉族还是接受了满族的发式和服饰。满族女服中的旗袍，由于符合女性体型的特征，反而受到汉族的欢迎，以至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装。汉族最初的室内居住方式是席地生活，下层人民在室内铺的草席上坐卧、饮食；贵族之家除席外，还有木制的床和塌，榻是坐具，床和榻都非常低矮。魏晋时期，少数民族不断内迁，他们的风俗习惯也影响了汉族。两晋时，洛阳贵族官僚争用胡床、方凳等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具，这些家具一般比较高。隋唐时期，床、桌、凳、扶手椅、靠背椅等家具，已普及到百姓。到了宋代，室内普遍使用桌椅，完全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再就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言，有些少数民族受汉族文化影响，在生活方式方面有所改变。如北魏鲜卑族受汉族影响，学习农耕，改变游牧生活，逐步定居下来。孝文帝时期为了接受汉族文化，主动迁都接近汉族地区的洛阳，还下令鲜卑贵族采用汉姓，改穿汉服，学习汉话，提倡同汉族通婚。内迁的鲜卑族逐渐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融合。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族的战争，即使少数民族是胜利者，但大批迁到汉族居住的少数民族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吸收了汉族生活的方式，也与汉族融为一体。如进入黄河流域的契丹、女真等民族，经过长期与汉族共同生活，已和汉族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