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村是人们的主要生活舞台，农民依靠农业劳动维生。综合性讨论乡村社会的研究较多，唐宋以前限于资料，论述多是全国性的，且比较多的是论述国家的乡里制度，也有专门讨论唐代中州乡村社会的（59）。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北郊三道壕村、河南省内黄县南部梁庄镇三杨庄两处汉代村落遗址的发现，保留了庭院房屋原貌，有助于复原当时的社会和家庭状况、生产实态。村社常有结会活动，综合性地体现出民众的文化与经济活动以及社会联系（60）。明清时期资料丰富，可以在特定地域如府州以及县进行深入探讨。安徽徽州农村的乡绅、商人、宗族、文化以及佃仆制，山西泽州村社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方信仰、士绅社会、村社理想、家族形态等得到了探讨（61）。侯旭东研究了北朝村落与村民，新意较多（62）。杨果利用诗歌论述了江汉平原农村日常生活（63）。乡村研究应当运用聚落地理的知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从社与聚落角度认识乡村，颇具新意（64）。有学者试图建立村落社区史，论述了江西杭州地区乐安县流坑村五代以来的历史、风俗民情，福建溪村的家族组织与社会过程，福建省西部山区的一个客家古村落培田，徽州绩溪古村落的生活与宗族记忆，婺源山村1949年前后僻远山乡的社会生活、特定历史情境中民众的内心体验、主人的人生梦想，徽州村落史已经着眼于民众的日常生活（65）。近现代中国社会变化很大，不少学者论述乡村社会及其变迁（66）。农民的研究有所创新，从农民变迁的角度探讨中国历史的发展周期，各个时期的农民状况、农民的社会经济行为、政治关系和组织形式、农民意识的变迁均有研究（67）。方行论述了中国古代地主经济、商品经济与农民经济，特别研究了清代的小农经济、江南农村经济发展、佃农的中农化等问题，还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清代农民经济运行和发展，诸如农民的经营独立性、农民的生产模式及其再生产、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与流通以及农民的消费等问题（68）。农业和农民关系着当时社会的稳定和朝代的兴衰，郭松义就农业和农民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69）。清代还有一些专门论述地主阶级的研究（70）。民间的戏曲欣赏活动受到乡族势力的支配，与其说是娱乐，还不如说是通过娱乐来强化和维系农村的社会组织（71）。以往有关农民的研究，比较侧重农业生产、生产关系，对于劳动的认识还需要加强，对于农民的文化生活、仪式习尚还研究不够，还需要将农民置身于特有的生态环境中加以认识（72）。20世纪40年代，日本满铁调查人员曾在河北省昌黎县侯家营村进行过知名的“惯行调查”。2001年以来，张思教授率学生多次进入该村从事调查，收获丰富的文献与田野资料。他们秉持“请农民讲述他们自己的现代史”的研究理念，从村庄日常生活等多种视角，展现了该村所经历的现代历程（73）。目前，随着中国对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关选题增加，预测有关乡村生活的研究也会增多。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met）描述了南宋临安的日常生活，他的著作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城市生活史的典范性框架：首先介绍城市，将选择都城杭州、人口过剩及房荒、火灾及消防、交通与供应、城市生活的乐趣收入眼底；接着论述社会，包括变迁中的社会、上流社会、商人、城区的普通百姓、农民；再下来是论述衣、食、住，并有关于个人卫生的内容，然后探讨生命周期，涉及家庭环境、出生、抚养与教育、婚姻与妇女之地位、疾病、亡故等，还讨论了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具体内容是节令与历算、节庆、宗教；最后的休闲时光部分，包括城市生活的影响、娱乐、艺术和文学（74）。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转型，迅速城市化，老的城市也充满活力，城市史研究应运而生，著名城市都在纂修自己的历史。大型的城市史中如《北京通史》、《上海通史》等都有城市生活的内容，专门的城市生活史有唐、宋、元、明、清各卷构成的“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还有学者论述了古代城市生活的起源和发展，闲逸、安适、享乐的城市生活特征，城市日常生活与习俗，城市的阴暗面，有学者探讨了辽金、元、明、清以及近代北京城区居民生活的演变，内容包括北京城区社会结构、人口、民族、家庭、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讨论了寺庙与城市生活，19世纪以来北京的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75）。汉、六朝、唐、宋、明清时期的城市研究较多涉及生活部分（76）。有学者考察节日游乐社会环境主要因素的历史变迁、社会功能及历史意义，揭示出唐宋都城变革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某些表现及特征（77）。明清城市生活的研究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较大，台湾“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由历史学者、艺术史家和文学史研究者组成团队，以中国近世的城市、日常生活和明清江南为题，探讨的课题包括：逸乐作为一种价值、宗教与士人生活、士庶文化的再检讨、城市生活的再见、商人的文化与生活、微观/微物的历史以及传统与现代等。对明清及民国初年的衣、食、住、行、娱乐、商旅、节庆、欲望、品位、文物、街道、建筑等物质文化进行探讨，加深了人们对16世纪初叶之后因商品经济勃兴而造成的社会风气及物质生活的改变的认识（78）。城市生活中，士大夫利用文学，进行社会交往，有学者从前近代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论述袁枚及其交游网络，着重研究处在前近代城市空间网络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应用各种文化策略，以适应城市空间这个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79）。清前期的扬州，繁华一时，学者或以地方文化为主题，或以徽州盐商之兴衰及影响为线索，论及扬州的城市生活（80）。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山西商人活跃，城市生活中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81）。城市的工商业者有设立行会的传统，由于科举考试与经商的需要，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城市中普遍出现会馆之类的组织，共同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内容（82）。2009年3月，复旦大学举行了专门的“城市生活”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83）。明末清初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即所谓“民变”频发，有学者对明清城市民变的历史背景、领导人与参与者、行动模式及城市民变的各种不同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84）。
    近代城市生活发生较大变化，研究的成果不少，多以单个城市研究为主。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最为活跃，组织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笔谈”，熊月之认为：“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于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城市社会生活史已是国际史学界备受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李长莉强调社会生活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钱杭认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可以分为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历史（演变或变迁）三个关键词（85）。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有探讨城市意识、生活现代化的成果、生活伦理变化等方面的（86），特别是李欧梵与卢汉超的研究，都把重点放置于对每日生活和消费意向的关注，然而李欧梵的上海是时尚的“东方的巴黎”，卢汉超的上海则社会下层的谋生地，判然有别，引起讨论（87）。熊月之主编了“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内容丰富多彩（88）。如天津，研究了外国租借区社会，民国时期高速发展为北方经济中心都市的过程，衣、食、住、行、就业、交往、消闲、时尚的情况，行为方式，天津的文化核心与城市特性（89）。有学者论述了石家庄城市人口数量增长和空间扩展的阶段性特点，剖析了城市社会问题及各种弊端（90）。汉口与成都城市的研究很有特色，美国学者对罗威廉论述汉口城市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关系，将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比较，认为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一个误解，论述了汉口市贸易、金融体现的商业中心与以行会为核心的城市社会组织。王笛研究了成都城市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文化，城市大众文化引起学者的关注（91）。
    值得注意的是，连玲玲对上海城市生活研究有精彩评论。她从探讨“日常生活”概念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有效性，对于近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提出谁的日常生活，边缘人物的主体性，日常生活中的“认同”、再探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并发出两个疑问：我们能否掌握足够的史料，撰写“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日常生活史学是否适合用来研究中国社会？连玲玲的提问，值得人们思考（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