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李逸友：《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25页。图版收录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3册第555～557页。实际上是三块残片，与引文中三段文字对应，编号分别为：M1· 0462[F62：W16b]、M1· 0462[F62：W16c]、M1· 0462[F62：W16a]。笔者根据图版，对录文稍有改动。
    (90)宋濂等：《元史》卷一八《成宗一》，第396页。
    (91)宋濂等：《元史》卷三二《文宗一》，第718页。
    (92)宋濂等：《元史》卷三三《文宗二》，第746页。
    (93)宋濂等：《元史》卷三八《顺帝一》，第822页。
    (94)宋濂等：《元史》卷二二《武宗一》，第487页。
    (95)宋濂等：《元史》卷三五《文宗四》，第777页。
    (96)郭正忠：《中国古代盐史奥衍刍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97)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413～452页。按，梁先生对南宋不同地区的盐务体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本文有关南宋的论述都以他的观点为基础。概括、转述有不当之处由笔者负责。
    (98)(99)(105)梁庚尧：《南宋盐榷：食盐产销与政府控制》，第388～389、301～303、403～409页。
    (100)郭正忠：《金代食盐业的经营体制》，《河北学刊》1997年第2期。
    (101)如太原的所谓“小盐”。此外，辽阳、云南等边疆地区盐政制度可能与内地不同，因史料所限，此处暂不讨论。
    (102)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7～368页。
    (103)例如，福建上四州“卖盐一事，是州府财计本根”，行盐钞法之后，“三分之二则客人入纳于榷货务而兴贩者也；一分则漕司般卖，以充上四州岁计”(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〇《上周侍御札子》，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2～184页)。
    (104)例如，福建建宁府都盐坊，每年食盐销售日共计355天，其中106天卖“大上供”，即“漕司一纲盐本、增盐等钱”；249天卖“小上供”，即建宁府及倚郭两县“岁计盐”。这些大、小上供内，又有“各部门具体的盐利分割名目”(参见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456页)。
    (106)有关明代的户口食盐，参见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5章《明代的盐业》第494～663页、方志远的《明代的户口食盐和户口盐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等。
    (107)据刘淼在郭正忠主编的《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5章《明代的盐业》中的介绍，较早研究开中法的学者，如(日本)中山八郎《开中法与占窝》(《池内宏博士换历纪念东洋史讲座》，东京：座右宝刊行社1940年版，第579～596页)、(日本)藤井宏《开中的意义及其起源》(《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东京：富山房1941年版)以及李龙华《明代的开中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4卷2号，1972年)等，都认为明代的开中法沿袭宋制。后来的研究者也多持这一看法。如刘森认为，“明代沿袭宋制，行开中法”(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565页)。张丽剑认为，开中“上承宋代的入中制，下启清代的纲运制”(《明代的开中制》，《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08)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第565～567页。
    (109)《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辛巳”条记：“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如此则转输之费省，而军储之用充矣。”(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62年版，第1053页)
    (110)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第3351页。
    (111)苏天爵：《国朝文类》卷四○《杂著·市籴粮草》。
    (112)柳贯：《待制集》卷一六《送刘宣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