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道公文，商人入粮之后，中书左司会下发省札给户部仓科，省札上除注明某人粮中某处盐引若干道外，还必须有左丞相、平章、右丞等押字和蒙古必阇赤、汉人省掾、回回省掾的署押。仓科再将省札及一同发下的勘合转到户部支度科“检札”并送主事厅“书卷”。这起伪造省札案到此事发，后继手续遂不得而知。总之，商人入粮之后，还要转回中书户部，经一系列手续方能获得盐引。
    除军粮和籴外，还有为赈灾举行的临时性盐引和籴。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发钞二万九千锭、盐五万引，市米赈诸王阿只吉所部饥民”。大德十一年(1307年)，“以钞一十四万七千余锭、盐引五千道、粮三十万石，赈绍兴、庆元、台州三路饥民”(81)。除了采购粮食，盐引也被用于其他“官用百物”的和买，如大都“年例和买段匹丝绢等物预期张立榜文，各开色样幅尺粗细轻重，添价收买，仍许中买盐引”(82)。
    盐引还用作官府的日常经费。大德七年(1303年)，“湖南输粮百石者，出驿马一匹，广海地狭，所输不及百石者，所出亦如之，故官以盐引助其不给。每马一匹，贵州以北给盐十七引、以南二十引”(83)。这是以盐引补贴马站户。此外，大德元年(1297年)，“以钞十二万锭、盐引三万给甘肃行省”(84)。大德七年，“甘肃行省平章合散等侵盗官钱十六万三千余锭、盐引五千余道，命省、台官征之”(85)。大德九年，“赐冀宁路钞万锭、盐引万纸，以给岁费”(86)。甘肃行省或冀宁路并没有盐运司，所涉盐引应当都是户部转拨用作有关机构运作经费的。
    元廷需定期支给诸王、妃子等生活所需“分例”。在黑水城(元代亦集乃路路治，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元代文书中，有不少是亦集乃路的分例支出账(87)。其中编号F62：W16的文书记载了分例钱折支盐引的情况，涉及的盐运司有四处，其中元统元年(1333年)分例盐引每道折钞三锭，和官定引价一致(88)。文书录文如下(89)：
    支钞并夏季分例钱内令支盐引四十道……十一道……一十二道。
    ……未支钞并元统元年秋冬□□□内令支盐引三十八道，每道折钞三定，计钞一百一十四定，浙引二十四道，山东一十四道……
    钞二百二十二定，□淮一十四□，□□二十三道，□浙二十五□，□□一十二道。
    元代皇帝常以盐引赏赐臣下。如元贞元年(1295年)，成宗“以八撒而治私第，给盐万引”(90)。天历元年(1328年)，“帝谓中书省臣曰：‘朕在琼州、建康时，撒迪皆从，备极艰苦，其赐盐引六万，俾规利以赡其家’”(91)。天历二年，“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92)。每次赏赐盐引多达六万道，折成中统钞即是十八万锭。皇帝之外，皇室贵族也会侵用盐引，如至顺二年(1331年)，“宦者孛罗帖木儿传皇后旨，取盐一十万引入中政院”(93)。中政院就是负责管领皇后钱粮的官署。
    元代西域商人常向皇室出售珠宝，称为“中卖”。皇室有时也会以盐引偿价，而且数额不小。大德十一年(1307年)中书省奏：“怯来木丁献宝货，敕以盐万引与之，仍许市引九万……徒坏盐法。”武宗表示：“此朕自言，非臣下所请，其给之。”(94)英宗时，赛因怯列木丁中卖宝货，泰定间偿还盐引10 660道(95)。
    总而言之，盐引在元代不只是管控盐商的手段，更是整个盐务管理的核心工具，所有涉及官盐关支、运输、销售的活动，都必须以盐引为凭据。而且作为有价票证，盐引被广泛应用于政府支出的多个方面，包括军粮和籴、赈灾、官府日常经费、皇帝赏赐、中买宝物等。
    四 元代盐引制度的历史意义
    郭正忠指出，中国古代的食盐运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至汉武帝前期，盐市场以自由贸易为主、局部专卖为辅。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后期至中唐，为盐专卖史的前期，以官府直接专卖为主，多称为“官榷”、“官般(搬)官卖”等。晚唐至清末是第三个阶段，为盐专卖史的后期，以间接专卖即官府控制下的商人运销为主，包括钞引盐法、票盐法、引盐法等(96)。在这个大的脉络里，一方面，元代的盐引制度是北宋以来钞引盐法即“官控商运”间接专卖发展的一个高峰；另一方面，元代盐引制度运行的实践以及官僚、社会等对这一制度的回应，又是明代前期食盐运销体制的先声。
    与南宋和金代的钞引盐法相比，元代盐引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覆盖范围空前。宋代自崇宁、大观年间开始着力推行钞引盐法，但到南宋末年其覆盖范围仍以淮浙盐为主。四川井盐或是官卖，或行“合同场法”，都与淮浙钞引盐法无涉(97)。在两广、福建，南宋朝廷多次推行钞引盐法，除在广东获得成功外，广西自淳熙十六年(1189年)以后(98)、福建自乾道九年(1173年)之后都确立了食盐官卖(99)，不行钞引盐法。在北方的金朝，虽然钞引盐法已经是主要的食盐销售方式，但同时还存在纳税商盐、官司榷卖、免税供应、折博制、干办盐钱等诸多“补充和调剂”(100)。而元代在中书户部的集中管理之下，九处盐运司(或提举司)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海盐、池盐和井盐的运销，只有极个别地区可以例外(101)。空前的覆盖范围，不仅意味着元代官盐运销的组织形式单一，更重要的是它把盐利进一步地向中央集中。戴裔煊早已指出，两宋“官卖、通商，两者虽同是为国家之收入，而盐息钱所汇聚，一则归于地方，一则入于中都，归地方者供地方之用，入中都者归中枢直接支配”(102)。钞引盐法的扩大，就是中央不断侵夺地方财赋的过程(103)。如前文所述，虽然朝廷极力推动，但钞引盐法在南宋仍只限于淮浙与广东，广西、福建仍行官卖，盐利归转运司、州县(104)。四川井盐利入则全由四川总领所和州县支配，也不上缴中央(105)。元代则大不相同，由于盐运司直属中书户部，在盐引制度几乎覆盖全部食盐运销的情况下，所有盐课全部归属中央支配，仅有部分拨留行省支用，行省以下的路府州县已经完全失去了分享盐利的机会。
    说元代的盐引制度代表了北宋以来“官控商运”间接专卖发展的一个高峰，正是基于其覆盖范围空前，以致官盐运销形式单一和盐利收入向中央集中这一特点。但元代这套“大而单一”的体系很快在实践中变形。由于盐课岁额不断提高，盐运司为完成任务，以各种方式在本司行盐地面摊派食盐。自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年)开始，以计口摊派为基本特征的各种“食盐法”在两浙、福建、山东、陕西等地大规模出现。到元朝末年，全国盐课钞中绝大部分是经由“计口摊派”办集的。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以总人口的绝大部分为对象的、普遍的食盐摊派，原本是元代各盐运司办课的权宜之法，却在元明易代之后被新政权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政策予以确认，这便是明初施行于两浙、福建等地，后曾推广于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户口食盐(106)。这是元代盐引制度在实践中变形之后对后世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