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宝训》成书于洪武七年，远远早于《明太祖实录》和《明太祖宝训》。记载明代早期历史的官修史书《大明日历》今已佚失，因而直接取材于起居注与档册，保存了许多原始材料的《皇明宝训》对研究明的兴起以及明初的历史有着特殊的价值。
    有明一代，实行宝训与实录并行的修史制度。建文元年正月，敕修《太祖实录》，三年十二月书成。受靖难之役的影响，永乐朝又两次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十六年五月庚戌，《太祖实录》最终修成进呈。虽然没有史料记载《太祖宝训》的修纂情况，但由《太祖实录》经过了三次修纂，可以推断《太祖宝训》很可能也进行了三次修纂。《太祖实录》、《太祖宝训》经过三次修纂，内容一定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由于前两次的实录、宝训未被保留，无法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但是，可以通过对比《皇明宝训》与《实录》、《宝训》的相关记载，来发现明代实录编纂制度的一些特点。
    将《皇明宝训》所记各条与《太祖实录》、《太祖宝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对同一言行的记载，二者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就语言文字而言基本没有一条记载完全相同，就行文修辞而言二者的风格不尽相同，就具体的史事而言二者在很多地方表述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同。下面笔者就不同情况分类举例说明。⑦
    首先，《皇明宝训》与《太祖实录》的记载存在着矛盾与抵牾之处。
    《皇明宝训》：帝谓李善长曰：“广西诸郡不产钱粮，其地多溪洞猺獠，不遵教化。旧时守将多虐害之，以故民心反侧，易以生变。往往重烦兵力攻讨，及得其地又多荒瘠，无益于国用。今朕讨平诸洞必迁其人于内地，使之密迩王畿，教之事耕稼知义理，久后人将可用。即令素所训练老兵分守要害，以控制洞蛮，使不敢为乱。行之数年则彼地皆为良民，不忧其为边患矣。”⑧
    《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书省臣言广西诸洞虽平，宜迁其人内地，可无边患。上曰：“溪洞猺獠集处，其人不知礼仪，顺之则服，逆之则变，未可轻动。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镇服之，俾之日渐教化，则自不为非，数年之后皆为良民，何必迁也。”⑨
    在征服广西诸郡的洞蛮之后，根据《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主张就地临之以兵，教之以德，反对洞人内迁。而《皇明宝训》的记载与之相反，主张迁洞蛮于王畿，使其从事农业生产，改变生活习惯。笔者认为《皇明宝训》的记载更接近事实，《太祖实录》掩盖了洪武前期洞蛮内迁政策的失败，将责任推诿于中书省臣。
    《皇明宝训》：帝晚步丹墀中，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练高曰：“天下兵起十余年，四方英雄互有成败。予之初起未能悉心任人，是以治效未著，今者土地渐广，略有战守之备，日夜焦心劳思，冀于有成。然必先于自治而后可以治人，故违弃众说，立部伍之法，严脏吏之刑，不限资格以任人材，申明酒禁以重民食。行法之初若咈人情，行之既久颇觉其便。由是以往，立国之规模庶其可定矣。”基等对曰：“常人之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先之严明以立本于初，继之宽仁以垂裕于后，社稷生民之福也。”⑩
    《太祖实录》：丙午三月甲辰，上语太史令刘基、起居注王祎曰：“天下兵争，民物创残。今土地渐广，战守有备，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对曰：“战守有备，治道必当有所更革也。”上曰：“丧乱之后，法度纵驰，当在更张。使纪纲正而条目举，其要在明礼仪，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祎对曰：“昔汤正桀之乱而修人纪，武王正纣之乱而叙彝伦。圣上之言诚脗合于前古也。”(11)
    对于朱元璋早期的立国政策，《皇明宝训》与《太祖实录》的记载显然不同，前者认为“立部伍之法，严脏吏之刑，不限资格以任人材，申明酒禁以重民食”等具体措施是立国之本，而后者则认为“其要在明礼仪，正人心，厚风俗以为本也”。以丙午年的政治形势分析，《皇明宝训》的记载比较可靠，而且揭示了朱元璋崛起于元末群雄之中的重要原因。显然后儒将自己的治国理想投射到太祖身上，对朱元璋进行了美化。
    《皇明宝训》：帝御奉天门，召见元朝旧臣，问以政事之得失。诸人各有所对，有色目人马翼独曰：“臣等皆元朝臣子，既不能死节，若又言元朝之得失，其罪愈大矣。”帝曰：“不然，朕欲闻元朝之失，正欲为朕之监戒。如行车者，前车既覆，后车不当循其辙也。朕观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宽。昔秦失于暴，汉兴济之以宽，以宽济猛，是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宽，故朕济之以猛，宽猛相济，惟务适宜尔。”(12)
    《太祖实录》：洪武二年正月庚子，上御奉天门，召元之旧臣问其政事得失。马翼对曰：“元有天下以宽得之，亦以宽失之。”上曰：“以宽得之则闻之矣，以宽失之则未之闻也。夫步急则踬，弦急则绝，民急则乱。居上之道，正当用宽。但云宽则得众，不云宽之失也。元季君臣耽于逸乐，循至沦亡，其失在于纵驰，实非宽也。大抵圣王之道宽而有制，不以废弃为宽；简而有节，不以慢易为简，施之适中则无弊矣。”(13)
    根据《皇明宝训》的记载，太祖认为元之所以失天下在于政宽，为纠其失，主张以猛济宽。而实录的记载却否认这种观点，以为“居上之道，正当用宽”，提出“宽而有制”，“简而有节”的为政之道。如果以洪武政治而言，以猛济宽、宽猛相济的为政之道，更符合朱元璋本人的想法。《太祖实录》的记载从思想上来看完全符合儒家的圣王之道，从语言上来讲也显得文质彬彬，太祖的形象过于理想化，肯定经过儒臣们的有意塑造。
    《皇明宝训》：帝御戟门，省臣进官制班次图。帝览毕，因谕及选谏议之官实难，其人泥于古而不通于今，通于今而不明于古者皆难用之，必得知古今识时变者，庶得闻谏诤之言以裨治道。汝其为我慎选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