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皇明宝训》与《太祖实录》的记载详略有异。
    《皇明宝训》：帝谓群臣曰：“昔者秦元之尝与朕言，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暴虐定天下虽易而速亡。朕今思之，斯言良善。日来秦裕伯与朕言帝王之为治，以为秦隋暴虐不足为法，如汉如唐如宋皆有可取。朕谓宋朝家法甚有好处，但文过其中，武备有所不及。朕今治国，军政当取法于唐，典礼当取法于宋。”(24)
    《太祖实录》：洪武二年二月壬辰，上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曰：“以仁义定天下，虽迟而长久，以诈力取天下，虽易而速亡，监于周秦可见矣。故周之仁厚可以为法，秦之暴虐可以为戒。若汉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当取其所长而舍其所短。若概曰汉唐宋而不审择于是非取舍，则得失混淆矣。”(25)
    实录论及历代政治，只是说互有得失，但当取长舍短，具体评论未及著明。而《皇明宝训》则详细说明了朱元璋对宋朝制度的评论，以及明朝对唐宋制度的借鉴与取舍。“朕今治国，军政当取法于唐，典礼当取法于宋”，无疑是研究明代政治制度与朱元璋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多亏《皇明宝训》得以保存。
    《皇明宝训》：中书以左副将军所奏捷音榜谕天下。帝取观之，见其称元朝官为伪官元兵为贼众，深责宰相曰：“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之言，不知大体，岂可称为伪贼耶。元朝虽是戎狄，然主中国为正统之君将及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岂宜以此称之。四方有识之士口不敢言，其心决不以为是也。可即改之。”(26)
    《太祖实录》：洪武三年六月癸酉，中书省以左副将军李文忠所奏捷音榜谕天下。上览之，见其有侈大之词，深责宰相曰：“卿等为宰相当法古昔，致君于圣贤，何乃习为小吏浮薄之言，不知大体，妄加诋诮。况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而以此张之，四方有识之士口虽不言，其心未必以为是也。可即改之。”(27)
    朱元璋责备中书省所拟捷榜，不知大体贬低元朝，《太祖实录》并没有记载具体细节，通过《皇明宝训》可知，朱元璋所不满意的是榜文中称元朝官为伪官，元兵为贼众。这一史实对于研究朱元璋的正统观有重要的价值。
    《皇明宝训》：帝谕省臣宪官以立法之意，曰：“近代之法极宽，所以其弊滋甚。至于条例之多，猾吏得以并缘出入为奸。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是死罪，何以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也。予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急于治官，宽以待民，大概不越简严二字，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不轻犯。尔等其为我用心焉。”(28)
    《太祖实录》：吴元年十一月壬寅，上谓省台官曰：“近代法令极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其中，勿袭其弊。如元时条格颇冗，吏得夤缘出入为奸，所以其害不胜。且以七杀言之，谋杀、故杀、斗殴杀既皆死罪，何以如此分析？但误杀有可议者，要之与戏杀、过失杀亦不大相远。今立法正欲矫其旧弊，大概不过简严，简则无出入之弊，严则民知畏而不敢轻犯。尔等其体此意。”(29)
    《皇明宝训》记载了太祖立法之意为“急于治官，宽以待民”，对研究明初立法原则与立法制度相当重要，却为实录所略。另外对元朝法律弊端的认识亦不大相同，《皇明宝训》的批评重在“宽”，《太祖实录》则重在“繁”，显然《太祖实录》并不以“宽”为过。这一记载差异显然与前面已经提到的“元之所以失天下”的记载差异相关。
    《皇明宝训》：帝一日持黄金一锭，谓中书等官曰：“此笺表袱所销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烧熔得此，岂不可以赐有功之人。”又命内使取纻丝剜片缝成如毯者四片，示之曰：“勿使狼藉以赐有功军人为被，胜如布帛耐久也。”(30)
    《太祖实录》：洪武三年正月甲午，上持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又出杂纻丝小片缝成如毯者，曰：“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弃遗也。”(31)
    《太祖实录》记载了太祖节省做衣服所剩的边角料制成毯子的事，《皇明宝训》更详细记录下所制毯子的数量是四张，此条记录虽不甚重要，却反映出《皇明宝训》所用材料必直接取自原始档案或记注，未经过太多的加工，而《太祖实录》则根据行文需要有所取舍。
    《皇明宝训》：帝谕淮安诸将校曰：“汝等多故赵丞相部曲，往往皆系枢密元帅之名，继归张氏，皆受其厚禄为日已久，今来归我，其心必艰难。一则我国名爵不滥，无尊官崇爵以为虚称。二则我国俸禄不丰，无堆金积粟以为虚费。三则我国法度稍严，人不可得而恣纵。此皆汝等所不悦，然而为国之道各有其法令，我法度之严乃欲使人重于犯法，爱惜性命，保富贵于终身也。我待汝辈一以至诚，若有军者仍授以管军之职，后即有功必复别加升用。宜各安心守分，勿怀他望也。”(32)
    《太祖实录》：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将梅思祖等至建康，上谕之曰：“汝等多故赵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继归张氏，复食其禄。今来归我，宁无旧主之思乎？”思祖等对曰：“草昧之际，诚欲择豪杰以自附，今幸去彼而从主上，犹出昏暗睹天日，岂敢有反复耶。”上曰：“汝岂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观主上豁达大度，英明果断，推赤心以任人，辍衣食以赏食，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诚得所归。”上曰：“尔等既无二心，当戮力建功以保富贵。”思祖等顿首谢。(33)
    经过对比可知，《皇明宝训》所载太祖训谕淮安降将的讲话，内容要丰富的多。“名爵不滥”，“俸禄不丰”，“法度稍严”，突出了朱元璋重视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同时注意对官员的严格管理，而这也正是朱元璋在选官任人方面与赵均用、张士诚的不同之处。这对研究朱元璋的用人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再次，《皇明宝训》与《太祖实录》的记载在语言风格上也存在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