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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韩昇 参加讨论

首先,此说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井真成在唐朝的中央官学中留学长达19年,未能毕业、仕进,或者归国。要探明这个问题,就要说明唐朝的中央官学制度。
    根据《唐六典》卷21《国子监》,唐朝中央六学,分别为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其招生范围分别为:国子学,“教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太学,“教文武官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四门学,“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及“庶人子为俊士生者”;律学、书学、算学,“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
    在六学中,来自东亚国家的留学生,多进四门学。不管进哪一学,均有求学规范和年限规定:
    凡六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及律生六年无成者,亦如之。(假违程限及作乐、杂戏亦同。唯弹琴、习射不禁。)
    也就是说,在学期间最长不得超过九年。在求学年中,必须参加规定的考试。就举井真成所处的唐开元时代的《学令》,其开元七年和二十五年学令规定:
    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频三下及在学九年(律生则六年)不任贡举者,并解退。其从县向州者,年数下第,并须通计。服阙重任者,不在计限,不得改业。⑤
    所以,从制度规定上来看,井真成在唐朝留学19年,没有参加科考,所以也没有出身,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唐朝学制,也不符合常理。而且,唐朝对于超过年限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有处置的规定,见于《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条记载:
    新罗、日本僧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
    僧人修业尚有年限,则留学生更不可能任意无业滞留。因此,从学制判断,随意推定井真成留学长安19年的见解,难以成立。据此,则推断井真成在唐开元五年(日本养老元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证据同样难以成立。
    在推定井真成入唐年代的时候,墓志记载的文句是判断的重要线索,有三条:
    1.上引墓志“□遇移舟,隟逢奔驷”的这一句,值得注意。典出《庄子·大宗师》和《墨子·兼爱下》,⑥前句形容突变,后句形容短瞬。这里已经说明,井真成的死是在短时间内突然发生的,不应是滞留长安19年才死去的。
    2.“□命远邦,驰聘上国……束带□朝”。缺字前一字可补“衔”,后一字,或据《论语》推测当补“立”字,但贾麦明副研究员观察碑残字笔画,左右两侧皆有纵向笔画,故推测为“而”字。⑦然而,如果根据唐朝给日本等国朝贡使诏书及当时的记载的话,则应补“来”字为宜,⑧且与贾氏所描述的碑石残存笔画接近。这三句的用语,如“衔命”、“聘”和“来朝”,无不清楚写明井真成属于遣唐使之一员。如果是一介普通学生,是不能使用这样的字句的。遣唐使团有多类人员,井真成应该属于中级官员,故日本方面的史料没有留下记载。
    3.“乃终于官弟”。官舍、官第是唐朝提供给外国使者入朝时居住的地方,使命完成,便当启程回国。唐朝的鸿胪客馆、礼宾院等设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众多的外国使节,不可能让某一国的使者长期居住达19年之久。
    从墓志的描述分析,井真成入唐的时间应该迟于717年。在公元733年,亦即唐开元二十一年、日本天平五年,有第十次遣唐使入唐。根据《续日本纪》是年条记载,此使团搭乘四船,四月从日本难波港出发。再根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记载:
    八月,日本国朝贺使真人广成,与傔从五百九十人,舟行遇风,飘至苏州。刺史钱惟正以闻。诏通书舍人韦景先,往苏州宣慰焉。
    可知他们在八月抵达苏州,唐朝迅速派遣通事舍人韦景先到苏州宣慰。朝廷官员亲自前来,则入京手续自然十分顺畅,此行使者应该在秋天进入京师。这一点可以从日本石山寺藏《遗教经》跋语得到旁证:
    唐清信弟子陈延昌,庄严此大乘经典,附日本使、国子监大学朋古满于彼流传开元廿二年二月八日从京发记
    “京”即长安。据此可知,日本使者一行人先到长安,滞留到翌年二月八日离开。根据上条《册府元龟》记载:
    四月日本国遣使来朝,献美浓絁二百匹水织絁二百疋。
    可知日本使者一行人前往东都洛阳朝贡。为什么如此迂回辗转呢?因为这一年长安发生饥馑,《旧唐书·玄宗上》是年条记载:
    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
    为此,玄宗于翌年正月前往东都洛阳避灾,直到开元二十四年(736)才回长安。
    关于上引《遗教经》跋语,有人认为其中的“京”字指的是洛阳,因此,这一年的遣唐使从苏州直接到洛阳去。然而,“西京”、“东都”是唐人习惯的称呼,故单用“京”字,一般指长安。更重要的是,遣唐使八月抵达苏州的时候,玄宗在长安,谁也无法预料秋后大水造成歉收的情况,故玄宗一直都住在长安,直到新年伊始才不得不前往洛阳。所以,在八月份唐朝给遣唐使下达的通行证只能是到长安朝贡,绝不会是到洛阳。故此年遣唐使到洛阳说没有成立的余地。
    整理一下以上记载,日本使团于开元二十一年八月到达苏州后,不久即前往长安朝贡。然而,到达长安时,玄宗因为灾荒而忙于处理政务,以及准备前往东都洛阳避灾,所以未能接见日本使团。翌年初,玄宗率朝廷主官迁居洛阳,日本使团因此也转往东都,在四月受到接见,完成朝贡任务。这一路颠簸辛劳,故使团成员井真成遽然病故。这就符合墓志所说的“壑遇移舟,隟逢奔驷”。因为是正在执行国务的使团成员,所以唐朝才依照相关规定,破格赠官安葬,以示褒奖。
    井真成死于“开元廿二年正月”,葬于“二月四日”,日本使团二月八日离开长安前往洛阳,在时间上刚好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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