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国家关系而言，新罗同唐朝的关系更加亲密，这应该不需要做太多考证，这里仅摘引一篇唐玄宗给新罗王的诏书，即可见其一斑：
    （开元十二年）上降书谓新罗王金兴光曰：卿每承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踰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疋，以答诚献，至宜领也。(19)
    由此看来，那些虚高的将军号，并不表示关系紧密或者实际地位更高。
    中国古代王朝的官职与实际权力，基本上可以通过空间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以皇帝为中心，离皇帝越近者关系越紧密，往往权力也越大。将军号再高，也是外官，而殿中省“奉御”官，虽然品阶不高，却是皇帝的近侍，关系亲近。唐朝赐封新罗和日本殿中省官职，所透露出来的是视此两国为亲密的近邻的信息，这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井真成墓志给唐朝对外关系研究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例证。
    至于井真成本人，如上考证，他应该是遣唐使团的中级官员，日本史籍失载，故此墓志可以补史。
    四、井真成的准判官身份
    以上考证井真成为日本遣唐使中级官员，其官阶能否进一步判明呢？(20)根据井真成墓志记载，井真成“葬令官（给）”，亦即其安葬是由唐朝官署处理的。根据《唐六典》记载：
    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
    其实，不仅外国使团，国内皇公大臣的丧事，皆由鸿胪寺掌管。但是，内外有别，国内丧事归司仪署掌管，外国使者丧事归典客署掌管。井真成显然属于后者。《唐六典》“典客署”规定使者丧事：
    身亡，使主、副及第三等以上官奏闻。其丧事所须，所司量给；欲还蕃者，则给辇递至境。首领第四等以下不奏闻，但差车、牛送至墓所。
    这条规定十分重要，井真成获的赠官，表明他的死是要上报朝廷，听候上级处置。结果，他获得了从五品下的赠官。据此，井真成必须属于第三等以上官员。日本遣唐使团的官员构成，分为四等官，第一等为大使，第二等为副使，第三等为判官，第四等为录事。从井真成获得的赠官品级判断，他显然不属于第一、二等，而应该属于第三等官。
    关于公元733年第十次遣唐使团的情况，《续日本纪》“天平四年(732)”条记载：
    八月丁亥，以从四位上多治比真人广成为遣唐大使，从五位下中臣朝臣名代为副使。判官四人，录事四人。
    这四名判官分别为：
    平群广成外从五位上经渤海回国。
    田口养年富正六位上死于归途，天平八年赠从五位下。
    纪马主正六位上死于归途，天平八年赠从五位下。
    秦朝度不详不详(21)
    四人俱在，故井真成不应是判官。如前引《册府元龟》记载所示，第十次遣唐使团人数多达590人，分乘四船，各船管理任务繁重，因此，此次遣唐使还设立了准判官一职。《续日本纪》“天平八年(736)十一月戊寅”条记载：
    准判官从七位下大伴宿祢首名。
    亦即第十次遣唐使团第三等官除了判官四人之外，还有准判官一职。已知大伴首名的官位为从七位下，井真成获得唐朝赠官为从五品上，高于大伴首名。因此，井真成属于第三等的判官级官员，在准判官中，属于官位高者，所以，他得以获准随遣唐使节一同到长安朝贡，并在死后按照判官规格上报，获得赠官。
    准判官并非第十次遣唐使所独有，在大型遣唐使团中亦可见到，例如，天台宗最澄和尚随第十八次遣唐使船回日本，其《将来目录跋》（台州录）中录载部分遣唐使官员名单，其中有“准判官兼译语正六位上行备前掾笠臣田作”，可知此次遣唐使团亦设置准判官。准判官官位为正六位上，既有专职，也有兼职者，如此处的笠臣田作就兼“译语”。
    五、唐朝给予遣唐使的待遇
    结合上述大使、副使的官品，唐朝给予遣唐使官员的待遇就更加清楚了。原则上第一等官大使享受三品待遇，第二等官副使四品，第三等官判官五品，第四等官录事六品。品内尚分正、从、上、下多级，落实到每个人，具体品级有所不同，但根据其职务，基本上在品内上下浮动。下面再举数例加以检验。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开成五年(840)三月七日”条记载：
    但见“日本国”三字。于佛像左右书着愿主名，尽是日本国人。官位姓名：录事正六位上建必感，录事正六位上羽丰翔，杂使从八位下秦育，杂使从八位下白牛养，诸使从六位下秦海鱼，使下从六位下行散位□□度，傔人从七位下建雄贞，傔人从八位下纪朝臣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