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引《杂五行书》：“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正月七日，七月七日，男吞赤小豆七颗，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令疫病不相染。”(63)
    卷5《种桑、柘第四十五》引《龙鱼河图》：“埋蚕沙于宅亥地，大富，得蚕丝，吉利。以一斛二斗甲子日镇宅，大吉，致财千万。”(64)
    又引《龙鱼河图》：“冬以腊月鼠断尾。正月旦，日未出时，家长斩鼠，着屋中。祝云：‘付敕屋吏，制断鼠虫；三时言功，鼠不敢行。’”(65)
    《齐民要术》和《杂五行书》一再提到的“七”、“二七”等数字，很可能源自古人对神秘数字的信仰或观念(66)，如前文所引《春秋考异邮》所谓“七者阳气成”，“阳立于七”。所引《龙鱼河图》佚文呈现的则是当时民间流行的求医避疫和驱除物害的巫术信仰。
    《龙鱼河图》是谶纬《河图》的一种，今存佚文六十余条，记玄女助黄帝制服蚩尤及昆仑天柱、玄洲、祖洲等神话传说。于上古传说帝王神话之外，还保存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山川、星辰气象、动植物、器物、人体器官诸神神话，以及辟邪、驱鬼、求子等巫术，衣饰、饮食等习俗禁忌。
    何谓“河图”?历来聚讼纷纭。有学者认为“在先秦有着不同的含义，其最先是指一种玉石或典册，后来演化成太平盛世的一种祥瑞，再后来成为一种预测吉凶祸福的预言书。”(67)两汉时期正式成形的谶纬文本，除了七经纬，还有《河图》、《洛书》。《尚书璇玑钤》说：“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68)《春秋命历序》说：“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69)从现存的《河图》、《洛书》佚文来看，确以帝王受命、符命瑞应、星占、分野、地理及各种异闻为主要内容，神话色彩颇浓。有些内容与七经纬有重叠，但并不包含解释经义的内容。《河图》、《洛书》中的部分观念和论述很可能在战国末期已经逐渐形成(如《吕氏春秋》、《史记》提到的预言书)，但作为谶纬文本的《河图》、《洛书》诸篇之最终定型，应与《七经纬》的形成时间大致相同。东汉顺帝时，张衡上疏，认为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河》、《洛》、《六艺》(指六经纬)八十篇，实成书于哀、平之际。李贤注引《张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70)则东汉已有不下四十五篇官方认可的《河图》、《洛书》类谶纬文本流传。《隋书·经籍志》称“《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71)合计其数，但具体篇名已失载。《龙鱼河图》是否成书于汉代或属于该四十五篇之列?目前无从得知。但我们知道，《后汉书》李贤注曾引《龙鱼河图》，张守节《史记正义》屡引之(72)。证诸《齐民要术》，则确知《龙鱼河图》至迟在北朝已有流传。
    五、小结
    《齐民要术》所包涵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贾思勰在《要术》的撰写过程中，“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73)，亦即广泛征引查考前人文献，博采谣谚中的民间智慧，咨询有经验的专家，辅之以亲身实践和检验。《齐民要术》所征引前人文献，约一百五十多种(74)，书目包括《诗经》、《管子》、《周官》、《吕氏春秋》、《尔雅》、《淮南子》、《史记》、《汉书》、《方言》、《泛胜之书》、《政论》、《四民月令》、《广志》、《神农本草》、《吴氏本草》、《食经》、《食次》、《博物志》、《家政法》、《陶朱公养鱼经》、《范子计然》、《师旷占》、《养生要论》、《玄中记》等。纬书如《尚书考灵曜》、《孝经援神契》、《礼斗威仪》、《孝经河图》、《春秋考异邮》、《春秋元命苞》、《龙鱼河图》等7种(75)，以及与谶纬观念体系关系密切的《杂五行书》、《杂阴阳书》等，亦在征引之列。一些纬书佚文，现在仅存于《齐民要术》，令《齐民要术》成为纬书辑佚的必备来源。
    《齐民要术》的撰写体例，“一般说来，每篇开头引用一些古书作小字夹注，其内容大都为名词的解释和产地品种等；接着就是贾氏自己写的大字正文，其中夹杂小字夹注，内容为栽培法之类；然后又引用古书上有关栽培法之类的文字，一般都作大字。但是这也只是部分如此，也有完全引自他书的。就全书说，贾氏自己写的文字大概不到一半。他看过很多古书，因此能够广泛地引用。但是他这书绝不是杂钞成书的，就他自己写的部分看来，他对农业的确有他自己的体会与心得。”(76)也就是说，贾思勰征引前人文献时，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根据一套自己设计的农学撰述框架和论述体系的需要来选择。在这样的撰述脉络中反复征引自魏晋以来多次遭当局“禁绝”、仅北魏政权即曾两次颁布严厉禁令的纬书，是否意味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农学知识体系中，谶纬确曾拥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齐民要术》征引多种前人文献讨论特定专题时，一般以文献问世的时代先后为序。而其卷1《种谷第三》、卷2《黍穄第四》讨论谷物的播种期，首引《尚书考灵曜》，再引《淮南子》、《泛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文献。卷1《种谷第三》讨论不同土壤与主要粮食作物的关系，首引《孝经援神契》，次引《泛胜之书》、《四民月令》等。这种撰述次序，可能是因为在贾思勰的认知中，纬书成文时间早于《淮南子》、《泛胜之书》、《四民月令》等文献，也可能是因为贾思勰认为纬书论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齐民要术》屡引纬书，可能也与贾思勰及其家族的学术思想背景相关。笔者之前提到，清代以来研究贾学的学者多认为贾思勰或与北魏、东魏名臣贾思伯、贾思同同时同族。
    贾思伯、贾思同兄弟，北魏末青州齐郡益都(今山东寿光)人，《魏书》、《北史》有传，故里有墓。墓在今山东省寿光市县城西南城关镇李二村东北。据1973年出土《魏故散骑常侍尚书右仆射使持节镇东将军青州使君贾君墓志铭》，贾氏本武威冠族，自承为西汉贾谊后人，十世祖即东汉末至三国魏著名谋士贾诩。“九世祖机，作牧幽蓟，中途值乱，避地东徙，遂宅中齐。为四履冠冕。考道最州主簿、州中正、本郡太守。伯父元寿，中书侍郎。追赠青州刺史。自大傅已降，贤明间出”(77)，成为世居齐郡益都县钓台里的显宦世族。贾思伯事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历任州郡长官、廷尉卿、卫尉卿、太常卿等职。贾思同历任北魏襄州刺史、东魏孝静帝侍讲、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拜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