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的门户之见，直接影响到临床行医的诊断方式。金元以来，临床医学上影响最深的还是河间(刘完素)、丹溪(朱震亨)的医学。张景岳(1563-1640)指出“当世之所宗范者，无如河间、丹溪矣，而且各执偏见。左说盛行，遂致医道失中者”，因而在诊治时，“见热则用寒，见寒则用热，见外感则云发散，见胀满则云消导”，动不动就说病人是火热，喜用降火之药而导致病人生气全无，元阳败损，杀人而不觉。假若有人不用此法，则很容易导致他医持河间之说，群起而攻之，医生而无从辩驳。(15)固守门户之见，诊治流于教条。至于病人体质，病理病因，反而不究会通，如此不仅“医道失中”，临诊失据，医家本身也是非难辨。
    医学的正典化不足导致习医者在职业养成过程中缺乏系统公认的学术训练，其水准也参差不齐，能会通医道、承旧创新者并不多见。“逮晋、唐以后，则支流愈分，徒讲乎医之术，而不讲乎医之道，则去圣远矣。”(16)习医者虽本《内经》，效法张仲景(张机)等名医前贤，但能达到追求医道境界的人只有少数医界翘楚，“高者为艺术，低者为糊口计，日趋日下”(17)，仅仅将医学当作一门“术”，甚至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医道不弘”，导致医学沦为“下厕之技流”。(18)之所以会这样，有医者自省，认为主要在于习医之人“所习之法全非正法，经书不识，旁径乐趋”(19)。松江士人何良俊(1506-1573)也指出：“今世但以朱丹溪为儒医，学医者皆从此入门，而不知《素》《难》为何物矣。正如学者不体认经书，但取旧人文字模仿成篇，欲取科第，亦有幸而偶中者，然学者以误国，医以杀人，其祸亦岂小小哉。”(20)学医者局于门户，不深研经典，以偏法行医，重术轻学，医道不明，流弊甚大。习医者、就医者都陷入困惑之中。
    门户之见与医道不明，既造成了医疗活动的无序紊乱，也加剧了社会对医学和业医者的疏远和不信任。医生各执偏见，相互攻伐，在病理与治法上难得共识。中医学的知识体系亟须归纳整理，辨析源流，正典明理。正德年间虞抟(1438-1517)也指出医学为“民命死生所系，其责不为不重”，故撰《医学正传》，尊《内经》为医家之宗、医家之祖。以此为提纲，脉法皆采摭王叔和脉经要语，不同科目再宗其人，如伤寒宗张仲景，内伤宗李东垣，小儿科多本于钱仲阳，其余诸病悉以丹溪要语及所著诸方，冠于其首，次以刘张李三家之方。(21)弘治年间王纶也称，《内经》如儒道之六经，四大家仲景、东垣、河间、丹溪，犹如中庸、孟子，各发明一义，为精通经典的台阶，并无优劣可言。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这样才可“医道大全”。(22)此说以《内经》比附六经，以四大家比附四书，推崇其作为医学正典的地位。四大家开创医派，其学说历经检验，在医理及临床上都广受认同，推为正典并不为过，所谓“主《内经》而博观”，正是强调从基本医理出发来探幽发微。有些医派循此路径，在医学创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临床诊治中却画地为牢，自设藩篱，又失其创新本意。至于有些医家以医派自重，相互贬损，就更是江河日下，偏离医学发展之正途。
    万历年间方有执(1523-1594)认为医道始于本草经，阐明于素难，至伤寒论大备。但是神农本草只是“世传其说而不经见”，凭借师学相传，未有文字。两汉名医张仲景、华佗，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草才于见经。张仲景首先将医学学说付诸文字，为“有是论之作则其先后素难而股肱之”，因而功不亚于神皇、轩岐与越人，医门尊奉为“圣”，如同“儒门之圣孔子而宗师焉”。(23)明代医家开始有意识地整理医家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的对象。儒医对医史脉络的梳理越来越依赖文本的路径，其实体现的就是医学学术发展的正典化取向，《内经》被尊奉为医学经典，张仲景被推崇为医圣，大抵体现的也是这一趋势。因此，在门户医学趋于严重的同时，也有医家意识到其弊端所在，开始着手编纂医宗类典籍。医宗类典籍的出现可以说是医学正典化传统的继续。
    基于学术归纳及职业应用之需，明后期开始编纂以“医宗”为名的医学典籍。太医院医官涂绅编纂《百代医宗》，刊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捃摭诸籍，参以己意，经十余年而成一书”，内容“凡男妇小儿、内外诸科，罔不具备”，称“医学之指南，百代之宗主”(24)。此书介绍了多种病症，方论兼重，使读者易于学习，学术适用价值颇高，但主要是一方书，对于医道、医理梳理较少。大致是沿袭了《局方》这一趋向，但更为简约。
    万历四十年(1612)，罗周彦著《医宗粹言》。罗周彦曾南游吴越、北走燕赵，结交医学名流，穷搜方技群书，自是见闻日博，羁旅长安上十年，编辑成帙。此书多宗《内经》以及选取历代各家论述，如张仲景、李东垣、刘河间、朱丹溪、王叔和、罗谦甫诸名家，“皆胪揭其精旨而摘录之，不敢以他岐惑世，故命篇曰医宗粹言”。(25)其书大抵摘前人诸籍精粹之言，附以己意，但已经体现出综合百家、贯通各科的医宗意识。
    这两本医宗之书已体现出两个倾向，由博返约、探究经典。到李中梓编撰《医宗必读》，并撰《医宗论》，就表明医学界已经明确认识到门户医学之弊，因而构建医宗也就在医学正典化和学术通用性方面具有了双重意义。
    据笔者的统计，在明万历年间涂绅编《百代医宗》之后，及至清乾嘉时期，医宗编撰已经代有所出，达到11种之多。在道咸以后，医宗编撰仍在继续，达14种之多。到民国时期，医宗编撰大为减少，大致晚清以后中医学科渐立，医学的学院式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现代医学的教科书编撰也逐渐完备。此外，越南、朝鲜、日本汉医也有医宗典籍的编纂，足见其影响。兹列医宗典籍见表1。
    在明万历至清乾嘉年间的11种医宗典籍中，依编者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医家自编，如李中梓《医宗必读》、蒋士吉《医宗说约》、吴人驹《医宗承启》等皆是；二是医家奉旨编纂，主要是新安名医吴谦受乾隆旨意所编的《御制医宗金鉴》。医家自编占据主要，这些编纂者多是在医学著述和临床行医方面极具盛誉的江南儒医名家。他们在根究医理之时，注重会通，同时又将行医过程中所遇疑难及经验列注书中，既注重基础医理，又注重临床实践，适合医者、患者学习查备之用，受到业界及社会推崇。同时，医宗医籍的编撰又极大扩张了医家的声名。吴谦本为徽州名家，乾隆年间曾为御医，任太医院判，极受乾隆信任。因秉皇命而编，又称《御制医宗金鉴》。医宗金鉴的编撰是由朝廷推动进行的，说明清廷已经意识到医学集成的重要性，其影响与民间医家自编还是有所不同。
    医宗典籍如按体例而论，也可分为两类，一类重综合，一类重临证。综合者，诸如医理、医案均包括在内。临证类，重点在于医方、医案，重于实用。两类都能超越门户之见，以基本医理和临床实效为标准，在通用性和大众化方面异于一般医书。从这个角度看来，医宗典籍的编纂使医学的正典化不再单纯依赖于一家之说的解注，而更为注重综合各家之长，贯通医理，究之实用，构建出超越门户之见的共同性专业知识。医宗所促进之大众化，首先其实是面对医者，使其在专业知识养成的过程中不局于一家一派之学说，能够从基本医理出发，融会众长。在大规模的医宗编纂之前，习医者欲求融通而不易得。在医宗类医籍广为刊刻后，习医、行医者就有了“渡河之筏”。其次，医宗的编纂体例风格也更易阅读，《医宗必读》《医宗说约》阐释医理并不晦涩，还有很多实例。医者容易理解掌握，就是一般大众也可以将之当作“医科全书”，从中了解病症，增加医学的知识水准。医宗编纂者的“医名”，也在业内和社会上广为传播。
    在众多医宗典籍中，李中梓所编《医宗必读》(1637)始对医宗进行系统诠释，康熙年间的蒋士吉所编的《医宗说约》等重视医学知识的通俗化，《御制医宗金鉴》则体现了皇权对医学正典化的干预。本文即以此三案为例探讨医宗类典籍之兴创，至于19世纪医宗类书籍的近代走向则后续撰文以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