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渡河之筏：崇祯年间的《医宗必读》
    对于“医宗”作系统的诠释，应当从晚明李中梓始。李中梓在《颐生微论》中专有一篇“医宗论”，此书初刊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崇祯十五年(1642)再版时，书名为《删补颐生微论》，虽对部分章节做了修订，但《医宗论》这一篇被完整的保存下来。崇祯十年(1637)还撰有《医宗必读》一书，当是在习医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体会与升华之后，对于“医宗”的系统诠释。
    李中梓的《医宗论》，在开篇中论及无论是医家或病家，医学知识的庞杂引起了更多的困惑，医家无法对于医疗知识的基础有共识，病家则无从判断医者之良窳。
    医诚良而听之宜也，今医师遍天下，而术未工，病者疑信半而姑听命焉。又以好全恶危之心待之，病非在皮肤，效期于旦夕，旦不效，旦更；夕不效，夕更，而医始不能尽其技矣。故天下不尊医，医亦不自尊，急而求医，医亦急而求术。古之艺精而试，今之艺试而精。古之人，法治病；今之人，病合法。(27)
    此段话曾出现在沈一贯为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所作的序之中，但是至李中梓，几乎是完整地照抄下来。也就是说医学知识的庞杂，建立正统知识以求共识的焦虑仍存在，并且显得更为迫切。中国关于医史学、医学史，向无专书。唐朝甘伯宗的《名医传》久经散佚，较早的有明朝李濂的《医史》、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徐春甫曾希望解决此焦虑，应此而作，但是这部大部头的百卷医书也成了医疗文本雪崩中的碎片。(28)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载有《历世圣贤名医姓氏》，网罗甚富，从五帝三代谈起，所涉及医者数量庞大，多达270人，甚至是传说中的人氏也列入其中。(29)而李中梓在《医宗论》中则取之较为精粹，仅34人，“历考前代医籍之传者，五百九十六部，一万有九十二卷，而吾熙朝之彦，续有万余卷，不能枚举。兹特述其尤者，亦说约之意也”。徐氏详载其生平传记，只述医史，不作评价，较为温和。李中梓言简意赅，重在叙述医籍、医术、医理，并且考辨得失。如同样叙述扁鹊，徐春甫详述其生平，并举扁鹊见齐桓公一例来佐证。而李中梓则强调扁鹊之著述，“成难经八十一卷”，开后学之师表。同时指出扁鹊医学知识的谬误，“以命门一穴为右肾”。再如张仲景，徐春甫先叙其生平为官经历，再论其著述，而李中梓则直接论其著述，推举张仲景为“伤寒之鼻祖，济世之慈航”。(30)李中梓不拘泥于医史的梳理，而是提要钩玄，针砭时弊，既指出诸医家的精到处，也指出诸家的偏颇处，重在分析前人医学思想的得失。尤其重视医家的传世医籍，有意识地整理医家谱系，以廓清医家源流与尊崇的对象，重在构建以文本为传承的统绪，使习医、行医有所本有所宗，“医宗”之意明也。
    李中梓(1558-1655)，字士材，松江华亭人。李氏出身科甲门第，衣冠薮泽之家。晚明大儒陈继儒曾赞李中梓六岁时，已见“少成之性”，“能自力于文章令，名噪诸生间，所至夺席，所去悬榻，斯已奇矣”。(31)李中梓十二岁即取得生员资格，但此后屡试不第，复因两亲子被庸医用凉药所误而亡，自己又体弱多病，遂转而学医，以贡生终焉。(32)李中梓未曾拜于当时的医学名家门下，因熟谙儒学经典，儒与医通，为“同源而异流”，通过研读《内经》《伤寒论》等历代医学典籍，自究医理，自学成才，自称“余儒者也”。(33)
    李中梓著《医宗必读》一书，目的是为救二失。其一，《内经》虚设，时师厌为畸书。其二，百家相因而起，匡正之术，必至于偏，时师药其成法，偏滞益甚。在李中梓生活的时代，一般医生为了应付门诊，多半只学习唐、宋以来各个医家的药书、方书，从中找出几个治病的药方，而对传统的医学经典《内经》等著作并不感兴趣，更不愿为研究这些著作而下苦功夫。医宗为“呼吸存亡之变，埒于行师；转盼补救之功，同于澍雨”，需要“考坟索、率典常以揆方，叶神化以通微之为得”，“当本之内经，以立其正，合之诸家，以尽其变。苟有长也，必有以持其后，使善处其长；苟有短也，必有以原其意，使巧用其短。庶医道明，而时师知所归矣。于是受弟子之请，而著书曰医宗云”。(34)
    他认为《内经》为“医学之祖”(35)，“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弘慈，开生民之寿域”，从事医学者应勤求精究。故在《医宗必读》卷首即设《读〈内经〉论》，并指出只有“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故，达于文章之微，广征医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交参，精气与《灵》《素》相遇，将默通有熊氏于灵兰之室，伯高、少俞，对扬问难，究极义理”，才能担负关乎病者性命的神圣使命。(36)“用兵救乱，用药救生，道在应危微之介，非神圣不能善中”(37)。只有读书习字，博通古今，才能更好地掌握医理，究天人、参禅玄，才可擅专门学，力图使医由“术”上升为“道”。
    《医宗必读》首篇《读内经论》之后，次篇即《读四大家论》，前人之说博而繁，泥守其常，必有偏颇，“若夫百家者相因而起，匡正之术也，然而必至于偏，如仲景所未备，河间补之；东垣所未备，丹溪补之，四家之言，非相违也，而相成也。而后人执其一说，其失一也”。(38)李氏言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如侏儒观场，为识者笑。“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39)李中梓有关四大家的讨论，承继了王纶的说法，并不特指金元四大家。清代医家将张仲景奉为医圣，故将张从正与张仲景替代。李中梓首阐内经，再提四大家，指出四大家也是依内经而来，纠偏补弊，各有发明。而明代医学的主流，主要依循丹溪养阴降火的理论，一般医者学其偏，反以苦寒降火为主，因而产生不少流弊。李氏一再强调仅仅知某一派之医术，往往会有偏颇，其治学主张贯通诸家之长，不偏不倚。李中梓既重视脾胃，也重滋阴养阳，提出“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的医学思想，成为明代温补学派的代表。(40)
    《医宗必读》一书仅十卷，首阐明经旨，次列诊察要诀，次辨药性，次详伤寒治法，次录病机，所集颇广，更附治验之案，以资参证，最后选录切要古方，随各病证分条列载。从理、法、方、药诸方面阐释其治疗手段和经验，内容系统规范。从著述来看，他不仅对经典著作颇有钻研，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够将经典论述与自身的实践和思考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自己独到的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案。先述病症，再附药方，再举医案，提供了整套为医家诊断治病的方案。虽简明，但百科全书式地构建了整个传统医学的架构，也可以成为初学医者的必读书目。“阅其所刻医宗必读，仅五册，词简而明，法精以详，允为当世正法眼。”(41)李中梓《医宗必读》《删补颐生微论》得到新安吴氏的资助得以出版。新安吴肇广称：“明通者读之，而无遗珠之恨；初机者读之，而无望洋之叹。”(42)在经典与临床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渡河之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