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相较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卷首列《读内经论》《读四大家论》等，《医宗说约》卷首即列四诊常识、药性歌诀，从书的编排上来说，更为实用，更易入门。书中将深奥的中医理论、繁杂的治疗手法、诸多的方药均编写成简易歌诀，通俗易懂，形象生动，方便记诵。全书仅有六卷，简约明了，“名曰《说约》，庶几学岐黄者得会归之源，去烦苦之失耳”。(53)并且此书不仅是面向医者，也面向普通大众，“即未谙医者，一展卷则脉症方治，虚实加减，灿然于目，亦可对症投药矣。敢曰活人心切，聊为济众者之一助也”，反映其更加通俗化、大众化的倾向。
    《医宗说约》之后，后世民间所编的众多医宗著作基本上都是循着这种简约通俗的路径。刊于嘉庆三年(1798)的《医宗宝镜》，由邓复旦所编。全书仅四卷，卷一载有药性二十五篇；卷二录医方歌诀十五条，同载方二百六十余首，每方皆列主治病症及用药炮制之法；卷三为医方论治，讨论内科及妇科、儿科等病症，并附便用杂方、小儿种痘方、救荒辟谷简便奇方及医方歌诀七十余首；卷四主要阐述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辨脉的方法。此书“辞简易而义周详”，“药性精详，医方明备，而论症论脉，无不采摘诸家之微言奥旨，况其修辞则诗歌赋论不一其体，释义惟字诠句解，益尽周详，熟读是书者，又不必更读他书耳”。论述深入浅出，方歌易懂易记，对初学者有引径之功。并且此书不仅为医家必备之书，“即农工商贾以及穷经考道之士，亦当购置案头随时参阅，虽在荒僻无医之处，不至仓皇而无策，其有以济人之生、救人之疾者何其广也！”(54)此外，张楷的《医宗辑要》(1823)、任锡庚的《医宗简要》(1896)等，均荟萃诸书之学术经验，介绍诊断、本草、方剂、各科临证的基本知识，并多以歌诀形式写成，简易通俗，为临证入门读物。(55)
    无论是内容上的综合，还是体例文风上的通俗，都体现出医宗编撰的实用导向。不仅饱读诗书的儒者可用，初识岐黄的入门者也易记易懂。一般的社会公众也可以借助口诀和病例，通晓基本的医理。这种通俗易懂的口诀方式甚至连皇家编纂的《医宗金鉴》也有采纳。医宗编撰的大众化和通俗化，对推动医学人才养成和医学知识传播大有补益。
    四、皇权与正典：乾隆年间的《御纂医宗金鉴》
    医学并非儒家正统之学，医书的编纂多是民间医者以个人和学派之力进行，朝廷向来极少干涉。不过明清之际，医风盛行，医者向儒，儒者知医，在江南地区极其普遍。读书人“比户皆医”(56)，多为生计，皇帝观医书，就另有“圣意”。
    康熙帝本人博学多才，对医书也多有涉猎，“朕研究经史之余，披阅诸子百家，至黄帝素问内经诸篇，观其义蕴，实有恻隐之心。民生疾苦，无不洞瞩。其后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意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在研习经史之余外，还重视医学经典《内经》诸篇的阅读，并且也意识到历代医家著述虽繁，但各执意见，书中尚有“未能精思极论”的部分，指示太医院医官，“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今，博采众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久，副朕较恤元元至意”。(57)康熙亲研医书，以帝王身份垂训示范，无疑对医学教育有推动作用，也促使了民间好医之习蔚然成风。
    皇帝挟天子的权威对医学表示重视，可以提升医学的学术地位，提升“知识”的权威性。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南巡至吴，名医张璐之子张以柔呈献《张氏医通》等医著，并《进〈医通〉疏》。御前儒医张睿查看后，于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六日具折覆奏云：“此书各卷全是原于《内经》，可比《证治准绳》，奉旨是即发裕德堂，另为装订备览。”(58)此书深当上意，寻命御医院校勘，置之南薰殿。(59)康熙年间尽管文网甚严，但对于医书的刊刻，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此外，民间献医书的活动，也表明民间也希望借助于皇权，通过世俗权威来强化其医学的正统性。
    到乾隆年间，乾隆帝允准由御医编纂《医宗金鉴》。编纂的原因在于“医道废弛，师范不立久矣，皆因医书驳杂，人不知宗”，希望以朝廷名义编纂医宗，立医者师范。乾隆帝谕令御医吴谦主持，从乾隆五年(1740)夏开始至乾隆七年(1742)冬，历时二年半完成，全书共90卷，子书15种。由乾隆帝钦定并书写书名为《医宗金鉴》，“赤文绿字，寿世鸿编”，目的“修医书，以正医学”。为了编纂好《医宗金鉴》，太医院内专门设立医书馆，不仅选拔精通医学、兼通文理之人，还于翰林院及各部院官员内，查派通晓医学者。编辑者需具备儒与医的学养，以便对前代词义深奥的医书进行考订，既欲理明，亦须辞达；既贵详晰，尤须贯串，因而医理、文理、分修、总修，四者缺一不可。并将大内所有的医书，以及京省书坊现行医书，此外还有旧医书无版者、新医书未刻者、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令地方官婉谕购买，或借抄录，或本人愿自献者，集中送太医院进行纂修。《医宗金鉴》的编纂，一方面是为了“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另一方面也是“使为师者，必由是而教；为弟子者，必由是而学”。(60)希图重振医学教育，使学有规范，医有所宗。
    《医宗金鉴》推崇仲景学术，认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杂病论》，“诚医宗之正派，启万世之法程，实医门之圣书”，但原文比较深奥，要很好理解，必须选读各家注释，但后世的注本、改本太多，“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间有自相牴牾，反足惑人”。(61)如同儒家经典《大学》，后世改本愈多，其义愈晦涩。因此要详定二书，纠讹补漏，以标证治之正轨。(62)故全书首先对这两本经典医籍进行全面订正，其《订正仲景全书》与《伤寒心法要诀》分册内容占据全书三分之一，分量之重，足见对张仲景学术的重视。编写上先引用原文，再集合诸家注释，采其精粹，正其错讹，删其驳杂，补其阙漏。将历代学说精华收于其中，而略去诸家学术争议，以便于初学者学习和把握。(63)
    《医宗金鉴》重视中医经典理论，四诊、方论及临证各科，皆以经典理论为指导，各分册均可见“经曰”，所指以《黄帝内经》为主。强调“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强调广博会通，由精而专，由博返约，不偏不倚。此书从医理、方书、脉理、运气等方面构筑知识体系，结合临床医学的发展，进而分化出伤寒、杂病、妇科、幼科、痘疹、外科、眼科、刺灸、正骨等门类来整理当时的医学成果，内容全面系统，作为官修医书，去其繁杂，统一各家学说，使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知识趋于规范化，“并不拘泥前人，唯在启发后学，足裨实用”。(64)显示出医生训练内容上日益专门化，传统时代的医学分科也趋于定型，中医的专业化和分科的逐渐细微反映了中医学科体系的逐渐建立。
    采取民间沿用的歌诀体裁，是《医宗金鉴》的一大突出特色。歌诀图解直观精确，使医理法技的演绎更加生动形象，实用性强。但这种形式向来被认为是浅陋的，难登大雅之堂，而《医宗金鉴》作为皇家主编的专用教材，居然大部分采用了这种歌诀的形式，“皆有图、有说、有歌诀，俾学者既易考求，又便诵习也。”(65)此书十五种子书，要诀类著作占三分之二者，出于文学积淀深厚的儒医之手，又配备专门画工，故其歌诀图表直观形象生动。歌诀既融汇经典理论知识，且以浅近文词表达，便于熟读默记、融会贯通，易读易解，有会心之乐而无望洋之叹矣。(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