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以前，由政府统一整理编纂规模较大的医书为宋代的《圣济总录》(1118)，由北宋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七年编成。全书共二百卷，所载病征包括内、妇、外、儿、五官、针灸、正骨等十三科，方近二万首，几乎囊括了前代全部方书。但是“漫无指归，不可为法”(67)，“校刊古书而已，不能有所发明”(68)。相较而言，《医宗金鉴》重视经典、遵循古法，博采众家之长。既有经典理论，又汇集众家之长，驳其错杂而成，选取合适以为典范。其临证基础的阐述深入浅出，临床各科的理法方药辨证施治易于掌握，实用性强。清代考据学盛行，使得医书的编纂也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康熙亲自研究医学，并指示太医院医官：“历代医家虽多著述，各执意见。若难经及痘疹诸书，未能精思极论，文义亦未贯通，朕甚惜之。……尔等可取医林载籍酌古准今，博采众言，折衷定论，勒成一书，以垂永久，副朕较恤元元至意”(69)。谕旨之后启动，并在雍正时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乾隆年间，设四库医书馆，编纂了《四库全书》，其中包括子部医家类。《医宗金鉴》作为集大成文化的总结，推动了医学知识的普及化、专业化、规范化。
    清廷为表彰编纂此书的有功人员，对该书的主要编纂人员，除每人加升一级俸禄外，还赏给《医宗金鉴》一部，及特制的小型针灸铜人一具。(70)从《医宗金鉴》整个编纂过程来看，专设医馆，精选人才，广征医书，财力资助，对这部医著的编纂十分重视。《清史稿》称此书“荟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从俗从宜，隐示崇实黜虚之意”。(71)“书成后，颁布天下。乾、嘉、道、咸、同五朝之习医者，于《内》《难》《仲景》之外，即以此书为入手方法。盖其平正通达，条理分明，所集方药虽多，而以理法为重，不拘泥于一偏之说，故全国可以通行。”(72)《医宗金鉴》被称之为“集诸贤之大成，开后人之心法”(73)，“酌古以准今，芟繁而摘要，古今医学之书，此其集大成矣”(74)，“诚万世遵行之盛典也”。(75)此书代表了当时医学著作的最高水准，不但在其后的医学教育中作为基本教材一直使用到清末，而且医官审证处方也多依据此书。此书远播朝鲜、越南、日本，对域外汉医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6)但是《医宗金鉴》作为集大成之作，在此后鲜有突破性发展，甚至出现太医院御医诊病时，诸医拟方必用《医宗金鉴》，取不能批驳。(77)反而造成医学理论与临床的束缚，这又是始料未及的。
    《御制医宗金鉴》由乾隆皇帝钦定并书写书名，与《十三经》《二十四史》等同出于皇宫武英殿刊行。借此过程，乾隆帝在把自己塑造成政治权威的同时，将政治势力介入思想与文化传统，并延伸到医学领域。这种对“圣君”形象的追求与角色定位，从乾隆帝钦定到御赐铜人嘉奖中可见一斑。医经正典化的历史进程并不是滚雪球式的越来越多的累积历程，而是以排除为原则，不断地把既有医经的正典性挖掘出来，也就是经由重新编辑，命名，注解旧有经文来重建该学科的秩序与权威。(78)梁其姿认为，1742年的《医宗金鉴》在此时出版并非偶然，它将现存的通行的医书著作综合整理刊行，使入门教科书和一般医学的参考书的功能合而为一。虽然没有创新医学教学养成模式，却无疑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医书的一个综合体。(79)《医宗金鉴》体现了清廷大一统文化意识的渗透，通过医著的编修与体例的不断修正，乾隆帝正医学，意在鼓吹正统，确证本朝为亘古未有之得统至正的国家。(80)《御制医宗金鉴》规范了医学，使医学教育有了依据和准绳，将医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在帝王之手，以消解民间对医宗的尊奉和理解，将医道等小技也与主流文化一样纳入到“大一统”的文化中，以显示其得统至正。
    明清之际，江南一带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城市规模也有扩展，医疗市场其实在不断扩大。而同时，读书人渐众，科举之途有限，不少儒者转而业医，儒医群体不断扩展。宋元以后，医学流派渐增，门户之见加重，一方面是因为医学的职业养成路径，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医疗市场的职业竞争所至。但不同流派的医学探索，也在客观上为医学学术的正典化提供了基础。一些眼光宏阔、医名卓著的儒医名家敏锐意识到门户之争及医道不明所带来的混乱，在总结个人行医经验理论之时，也注重知识的集成整理。最为突出者，当数“医宗”类民间医学典籍的编纂。自明初至清后期，以“医宗”为名之医学综合类书籍近二十种，大部分出自江南儒医之手，尽管医宗类书籍并没有一定的模式，也无强烈的传承关系。医宗类著作几乎囊括了所有医书的撰写形式，有经论、医方、医案、歌诀等等。但是不论是民间医家自编医宗，还是御制医宗典籍，都有两个倾向，一是探究经典，二是由博返约。既对中医的基础脉象经络、病因病机学说予以总结，亦通过医案对临床诊断应用知识加以阐释，提倡研经典、明医理、求会通、重临床，有破除门户、兼采众长之意，可为医术会通作导引，极大促进医学知识体系的正典化与大众化。
    医宗所体现的医学正典化路径与儒学的经注传统相似。朱熹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四书五经》的再注解和编定，使其成为儒学经典普及化世俗化的典范。而李中梓的《医宗必读》，也试图构建医史演进的脉络，树立医宗，得道而通，使其成为医学的“集大成者”，并且他试图通过他的书成为必读书，取得与儒同尊的地位，尽管他的书在后世也曾受指责。(81)医家尊奉经典，梳理医史的系谱，归纳医学的宗旨，与此时学者对儒学宗派的梳理几乎是亦步亦趋的。在学术经典化的道路上，医与儒殊途同归。由李中梓的《医宗必读》，再到康熙年间《医宗说约》，明清儒医对医学经典的探讨，虽未像理学一样建构一个新的医学体系，但医宗的编纂推动医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使之超越门户，扩散至一般医者甚至民众。以至同治年间有刊行《儒门医宗总略》(1871)仅从其书名即可管窥儒学渗透之一斑，旨在正本清源，发明经义。(82)医家本身也得益于医宗编纂，其学术、职业及社会声望得以强化。
    医宗类医籍的编纂主要是由儒医名家所推动，其医理综合及临床案例都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在门户之见愈来愈严重的情势之下，医宗典籍的编纂对推进中医学的学科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视。医宗书籍的传播也并未完全脱离家传、师承、自学的职业养成路径，但借助于印刷文本的流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医疗需求。国家权力的介入也有助于推动医学知识超越门户之见。清廷广修丛书，通过医书刊刻、史书收录、太医制度等，参与医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由太医院领衔主持编纂的《御制医宗金鉴》，提升了医宗典籍的权威，有助于中医学术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后世医家基本以此为圭臬。直至今日，仍然成为中医学校的教学参考书之一。在近代化的医学职业教育体系之前，《医宗必读》《医宗金鉴》等医宗书籍可以说扮演着医学教科书的角色，是医学的社会化知识构建和传播路径的重要依托。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修改建议。本文曾提交2014年11月第十五届中国社会史学会年会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生计与生态”国际学术研讨会，得余新忠、唐仕春两位教授之宝贵意见，亦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