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李中梓还专门对《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加以探究，提供了理解经典文本的《内经知要》以及《伤寒括要》。前代《内经》注本虽多，但大多较为繁杂，《内经知要》只有《黄帝内经》的十分之一，选择内容比较精炼，概括性强，宜使人掌握重点，适合初学者。《伤寒括要》亦如此，“夫病机繁赜，变迁无穷，如珠之走盘，纵横不可测，虽纵横不可测，而终不出此盘也。是帙者其珠之盘乎？审是帙者，其持盘者乎？操通灵之法，以应无穷之变，唯变所适，而不胶于法也，斯善读《括要》者矣”。(43)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也曾指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是编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一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44)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整理，不论是居于正统的儒学，还是视为方技的医学，在这方面均有共识，着意于各家宗旨的归纳介绍，确有“如灯取影”之效。“珠之走盘”“丸之走盘”，在学术经典化的道路上，医与儒殊途同归。
    可见，李中梓著《医宗必读》，其意并不在取代原有经典，而是强调贯通经典，纠正门派医学中忽视基本医理与公共常识的偏失。朱熹通过经典诠释、历史重构以及对思想世俗化的努力，再度确立了所谓“道统”。(45)李中梓研读儒家经典，由儒入医，有意识地模仿儒家尊经传统来设计其必读书，其中也体现出其立言立功的雄心。《医宗必读》主张厚基础，明医理，求会通，重临床，对原有医学经典极为看重，“内经为医学之祖”，“仲景《伤寒论》暨《金匮要略》，诚为千古医宗”。在以医宗定位《内经》《伤寒论》经典地位的同时，又以《医宗必读》作为个人著作的书名，显然是将自己置于承前启后的医道传承者。李中梓自认为其著作《医宗必读》“为后学作渡河之筏”，并称张仲景伤寒一书为“济世之航”。暗含之意，是接续了张仲景以来的医道。通过医宗提供的理解经典的途径，可为后学开启登堂入室之门，将医术上升为医道，使其成为医学的“集大成者”。
    《医宗必读》一出，得到医界及社会的认同，可以纠正门户医学的偏失，后来医宗的编纂就代有承继，甚至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绍兴医学会会长何廉臣还著有《新医宗必读》，并且蔡元培亲为之作序。(46)医宗的名目，在前文已有列举，其中还可以看到《医宗承启》《医宗己任编》等著作。从书名看，就包含有树立医宗、承前继后的意味。其他著作，也多以辑要、备要、说约名之。整体上说，医宗的编纂体现明清之际医学知识走向归纳集成的新取向。在促进医学正典化的同时，也通过文本刊刻传播，推动了医学的大众化应用，在医学人才的培养和医学知识扩散方面发挥出实际的社会功用。
    三、大众化与通俗化：康熙年间的《医宗说约》
    医宗类医籍在内容方面讲究会通，说理力求具体易懂，文风也多平实简易，有别于《内经》《伤寒论》的晦涩简约，更便于习医行医者掌握运用。《医宗说约》接《医宗必读》之后，更能体现其通俗化的面貌。
    《医宗说约》刊刻于清康熙元年(1662)，作者蒋示吉，字仲芳，为江苏吴县人。其幼时家境贫寒，尝寄食于舅氏家中。于“诵读之暇，间阅方书”，“究心《灵》《素》，博涉群书，斟酌尽善”，而成《医宗说约》一书。(47)《医宗说约》仅六卷，为临证小书。蒋示吉认为“望色、闻声、问症、相形俱业医之首事也”，望、闻、问、切是中医诊断最基本的方法，合称“四诊”，为医家所必备。因而卷首即介绍四诊法，“今摘《灵》《素》之奥旨，百家之微论，取其切要者，贯于编首，为初学登高之自”，以通俗的语言将中医四诊知识向读者介绍，十分简明扼要。再介绍脉法，认为“脉法行世者多矣，备者繁多，简者缺略”，因而“以《内经》脉法为主，附以先贤确论，二十九象主病，分明熟读细玩，指下自然了然”。所介绍四诊知识及脉法，简易实用。卷首还编制《药性炮制歌》，介绍常用药物316种，认为“医之用药，犹将之用兵也。不识兵法，何以定乱？不知药性，何以攻疾”，因而“取本草之切用者，删繁去泛，编成歌诀，以便记诵”，均采用四字歌诀的方式，如“人参味甘，功专入肺，止渴生津，大补元气，更能养血，肺热乃忌。黄芪甘温，力专补气，收汗固表，内伤有济，专托溃疡，生肌大利”(48)，将药物的药性、功效、主治、禁忌等用歌诀描述，朗朗上口，便于记忆。
    卷一、卷二列杂症，“上究《灵》《素》，下采百家，勾精摘要，编成是诀”。先言病原、病状，次述病方，再随症加减，以尽寒热虚实之变，“其言浅，其意深，其词简，其法备，细心熟究，实能活人”。如背痛，“背属太阳膀胱经，太阳气郁痛不行。通气防风汤可用，藁本羌活独活存，防芎一钱及甘蔓，生姜为引水煎成。身重腰沉加防己，脉迟附子药如神，二陈合治脉来滑，背心一点冷如冰，劳役过度常常痛，十全大补定功成”。(49)短短一则七言歌诀之中将症状、治法、方药都纳入，其论简明，其治详尽，以治为重，深入浅出，极便学诵。
    卷三论治伤寒，以张仲景为“鼻祖”，但《伤寒论》所载法、方繁巨，颇费记诵。陶华(节庵)提纲举领，著《伤寒六书》，集四十方，但是又过于简略。蒋示吉“勾其精要，编赋二章，以节庵之方，补其未备，约歌六十，熟读会通，自有补耳”，“庶无遗珠憾也”(50)。内容编排上，也没有一味地照抄照搬古代医书，而是经过精心选择，仔细推敲，重新排列，钩沉要旨，以便熟读会通，显然有助于初学者的学习，为普及中医药知识做出了贡献。
    卷四主要介绍儿科、女科常见、多发病的论治。卷五介绍疡科疾病的论治。蒋示吉因幼时家境贫寒，深知民众罹患疾病之苦，洞晓民众求医问药之难，书中收集了大量治疗妇儿疾病的简便验方，栏目清楚，查阅方便，宛如现代的诊疗手册。所用之药均为常用中药，无偏僻及贵重之药，尽力普及常见病的简易治疗方法，普及的医药知识不仅惠及当时的民众，而且芳泽后人。
    蒋示吉医术精湛，活人无算，名播江浙间。他虽非李中梓的登门入室弟子，但治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也是由儒入医，重视医学经典，强调会通，纠偏补弊，并着力于医学知识的普及。“宗古人书，采专科法，并独得秘，编诀具陈，使学者知所宗，不致望洋而叹。”成书的目的也是要为初学指南，“医自岐黄之神圣，历代之名医方书充栋，精微玄奥，未易入门”，主张从《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入手，鉴于古代经典医书的深奥难解，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力求使其通俗实用。治学严谨，学宗诸家，择善而取，不偏拘于一隅，上达仲景之法之方，下逮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薛(己)、李(中梓)、陶(华)等诸家所长。认为“东垣(李杲)补养正为先，子和(张从正)三法去邪为急，河间(刘完素)火热，丹溪(朱震亨)湿痰，立斋(薛己)温补，各臻其妙”，而非相互矛盾。“古人著书议论，不是特别有见地不传医案，不是疑难杂症不记载，以补前人所未备。”金元时期著名医家基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年代、地域以及临床所接触到的疾病类型不一致，因而在医学、药学理论上提出不同的学说，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后起的学派往往是对先前的学派加以补充或纠偏而形成的。当今学者拘泥其说，往往有偏僻之弊。因而提出“人有南北，病有轻重”，应因人因地而变更，不能拘泥一家之言，以避偏僻之诮。(51)他在书中曾三次提到“士材先师”，因而有学者据此推断他曾问业于李中梓。可能由于李已晚年，蒋亦知名于时，不欲屈蒋于门墙之列。所以尤乘在《医宗小补》序文中，称示吉为先生而不称同门，亦秉承师意而尊之之义，与李中梓的学说渊源是一脉相承的，“医宗”的流派是宛然可接的。(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