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征纪略》之路径较易求得，而《西域行程记》则复杂许多。首先，明清两代地名不同，陈诚所经行之魁里、芦沟儿皆不见于清代文献；其次，此书中所记之里程与其他文献出入太大。《西征纪略》中赤金峡到布隆吉约为二百二十里，《西域行程记》则为三百二十里，费时亦较多。究竟是路线不同还是里程、方向纪录不准？笔者认为，由于疏勒河流域古城保存状况较好，应将陈诚沿途所见之“古城垣”作为关节点加以讨论，至于道里则可略作变通。从赤金出发，穿过戈壁地带，经行一日到达的“魁里”有古墙垣。古人一日所行不过数十千米，在以赤金为中心的数十千米范围内，惟有西北方向的玉门镇古城子与北偏东方向的花海子乡比家滩古城。但从赤金行至比家滩古城须沿赤金河穿越赤金峡，此与文中“当道尽皆沙砾，四望空旷”不合。因此，“魁里”只能是今日的玉门镇古城子一带。笔者认为，此“魁里”就是明史中所说的“苦峪”。《重修肃州新志·安西卫·古迹》云：“关外俗称达儿兔，即苦峪之谓。所以靖逆本名苦峪，人谓之达儿兔，兹苦峪城（按：即锁阳城）人称上达儿兔，以别于靖逆也。”收录于《肃镇华夷志》、《陕西通志》、《边政考》以及《秦边纪略》等书中不同版本的《西域土地人物志》中皆记载，出嘉峪关后西行有南、北、中三途，皆以苦峪为中枢，因此苦峪应当在一个比较适中的位置；此外，三路线中有一路即为“嘉峪关、苦峪、王子庄、卜隆吉尔”，与《西域行程记》中“嘉峪关、魁里、王子庄、卜隆吉尔”的经行顺序基本相同。因此笔者认为，魁里实为苦峪的另一音译，其地在今玉门市古城子附近。陈诚等自魁里出发，行一日到王子庄，又见古城垣，应该是今日的四道沟古城。至于其后经过的芦沟儿，应该是布隆吉与四道沟之间五至十道沟中的一处。
    由此可见，陈诚与张寅虽相隔三百年，但行走路线却大致相同，从其道路所见可推断出下述两点信息。
    首先，清初张寅在华海与柳沟的见闻充分说明，扇缘上趋向正北的“昌马故道”与趋向东北的今属疏勒河河道都已存在，否则恐难以在东北洼地边缘的华海与四道沟一带生长有大量的牧草，今日的疏勒河河道不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昌马大坝筑成后人为形成的。这一点还可从靖逆卫与柳沟所的设置情况分析，一所一卫建立时昌马大坝尚未修筑，说明二者应该有各自的灌溉水源，这说明必然是正北径流与东北径流同时存在。靖逆卫行政级别与人口数均高于柳沟所，柳沟地区的民众在昌马故道断流前即已采取截引扇面泉水的办法来弥补水量的不足【60】，这说明东北径流提供的灌溉水量应大于正北径流（昌马故道）【61】。
    其次，明初陈诚抵达布隆吉之日，沿途“沙碛高低，四望空旷”，此情形与清代大致相同【62】。而在唐代，此地尚处于大泽范围之内，不应当有如此景观。可见明初布隆吉一代的水草情况已逊于唐代，这意味着疏勒河中游冲积洪积扇西北缘到西缘径流的衰减。至于流经锁阳城一带的西北径流何时断流，李并成先生以为应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昌马大坝筑成后，但这是建立在锁阳城曾在明代被重新利用并改名苦峪城的认识上。现在看来，“苦峪”既在玉门市一带，明弘治七年（1495年）所筑之苦峪城可能也在此处【63】，因此李先生这一论断值得重新考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笔者仍然倾向认为元代废并瓜州即是因为西北径流已不敷灌溉，不久后即完全断流，而苦峪城在玉门市附近的修筑，表明此时东北径流已可提供可观的灌溉水量，其情形殆与张寅所见相同。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唐代之后，疏勒河中游水系的变化大势乃是西北径流逐渐衰减并最后断流，东北径流渐渐成为最大一支，正北径流则大体稳定。此一局面的自北宋初就逐渐形成。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王延德出使高昌，路经一处名为“格哕美源”的湖泊，“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64】。王延德并未经过归义军政权控制的瓜沙二州，则其经行路线殆与今日兰新铁路相仿，其所见很可能是布鲁湖--花海子地区的大型水域。这足以说明，疏勒河中游东北径流已获得很大增长。
    在本节将要结束之时，笔者不得不指出研究中的一点遗憾。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甘肃巡抚绰奇曾在疏勒河中游寻找屯田地点，由富宁安将所见详细情形上奏皇帝。此份奏折中无疑包含着若干细节内容，将为我们研究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之前疏勒河流中游水系提供详细资料。然此奏折既不见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与《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一历史档案馆自2008年以来又不再允许查阅奏折与军机处全档案外的其他文件，只能令人扼腕而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