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先生的研究虽比谭先生细密复杂，但并未完全摆脱上述局限，特别是没有跳出“南籍端水一冥水”这一思维定势，因而没有意识到唐代的大泽与汉代的冥泽在方位与大小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此外，李先生还曾经认为，历史时期河西走廊诸河水量与今日相比变化不大【39】，那么他的结论还存在一个重要矛盾：冥水既然只是汉唐时代的疏勒河的一条枝津，其怎么有可能维持一片比清代布鲁湖--花海子湖盆还要大得多的湖泽？何况冥水还要给芦草沟下游绿洲供给充足的水源。
    由此笔者认为，由于逻辑方面存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应放弃依托“三段论”、通过定位汉唐冥安县城进而辨明汉唐时期南籍端水、冥水河道乃至大泽位置的做法，尝试不仅仅依赖少量文献，转而从本流域古城遗址的考古学年代以及空间分布状况人手讨论汉唐时期疏勒河中下游水系的可能情形。前文已指出，本地区留下了数量巨大的古城遗址，学界经过不懈研究，虽然在具体城址与古地名的对应方面存在较大分歧，但对这些城址的修建时代则抱有大体一致的看法，因为年代问题可以通过考古学证据如城池形制、墓葬区、陶片遗留等予以确定，不会因过分依赖有限的文献而陷人循环论证的尴尬。另一方面， Google Earth软件的普及可以使我们方便地获取卫星图像与地形高程数据，掌握微观地形状况，并可结合清代文献梳理中总结出的三个参考标准，分析大面积水面可能出现的区域以及径流流向。下面即从城址考古学年代与微观地形出发，对汉唐时期疏勒河中游水系的分布大势略作推断，但不准备介入冥水与冥安县城定位问题的讨论。至于大泽，《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录的面积数据不一定可信【40】，值得再做一些探讨。
    地质与环境工作者通过研究疏勒河洪积扇九道沟至布隆吉一带的地质沉积与孢粉组合后认为，进人全新世疏勒河中游冲积洪积扇地区的气候虽曾发生几次波动，但2.8Ka B.P.以来的历史时期气候转为暖湿，扇缘存在形成湖泊沼泽的可能【41】。但从疏勒河中游的地形来看，可能形成较大水面的区域应该只有两处。除前文提到过的东北洼地、即清代的布鲁湖--花海子湖盆一部外，另一区域应是瓜州县踏实乡、桥子乡一带。疏勒河冲积洪积扇缘西缘从东北向西南倾斜，此地为最低点，其西部则是地势较高的榆林河冲积洪积扇，北部则有北截山横贯东西，遂形成一片近似梯形的洼地，唯西北部经芦草沟口可到达地势更低的疏勒河下游平原。除上述两地点外，疏勒河冲积洪积扇扇缘的其他地区地势平衍且维持一定坡降，难以形成大面积的湖泊景观，至多可能形成零星水面。此外，我们可以列出四项基本考古事实，即：
    A.疏勒河冲积洪积扇东北缘有汉代县城【42】；B.疏勒河冲积洪积扇北缘有汉、唐城址【43】；C.疏勒河冲积洪积扇西缘以及芦草沟下游有汉唐城址【44】；
    D.乱山子峡谷以西至瓜州县城西一代有汉代城址【45】。
    根据该地区地形特点，可以分别作出下述推断：
    首先，根据考古事实A，则今玉门市附近必然有充足水源。由于此地海拔在整个洪积扇扇缘处于最高点，泉水不易出露，其水源之大部分须由径流提供。于是推断，汉代疏勒河中游洪积扇上沿今日疏勒河主道必然存在一条东北流向的径流，其归宿应为东北洼地。
    其次，根据考古事实B，则扇缘正北部的今三道沟至布隆吉一代应存在一条从昌马峡口直通而来的正北向径流。从清代第一阶段事实表明，在不经人力疏导的情形下，三道沟以东径流皆流人布鲁湖，无法为三道沟以西地带提供充分的径流与泉水，何况这些城址更靠近扇缘南部。又由于此地地势高于扇缘西部，布隆吉以西的径流不可能给这一带补给水源。因此这一带的主要水源，只能是从昌马河口直接向正北方越过扇面而来的地面径流，其位置不会比清代的“昌马故道”更向东（否则这些径流将进入布鲁湖湖盆）。于是推断，汉唐时期汉代疏勒河中游洪积扇上沿今日疏勒河主道必然存在至少一条正北流向的径流（根据城址位置，此时径流应比清代的“昌马故道”略偏西一些），这一部分径流应当大部向北在桥湾--双塔一代汇人今疏勒河道，并穿过乱山子到达今瓜州县城一带。
    其三，根据考古事实C，汉唐扇缘西部存在一条至少可达于锁阳城一带的西北向径流，到达踏实洼地。
    其四，根据考古事实D，今乱山子以西的疏勒河下游河道在汉代存在径流，芦草沟一代也有远较今日为大的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