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一切平原河流一样，疏勒河干流自昌马峡出山后，其中下游河道在地形平坦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区极易发生变迁，从而引起湖泊的消长、绿洲的盈缩。进入历史时期，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末叶该地区并人中原王朝版图以来，人类活动对于疏勒河中下游地区河湖的变迁起到了重大的塑造作用；而疏勒河中下游地区河湖的变迁，又对这一地区文明盛衰与城镇兴废造成了直接影响。今日疏勒河中下游地区的戈壁滩上存在大量废弃的古代城池、耕地与渠坝遗址，特别是古城址数量之多、密度之大、时限之长与类型之全在全国实属罕见。然而，传世文献中涉及疏勒河中下游地区的内容十分稀少，极其有限的几条关键史料简单而模糊，且在版本与相互渊源之间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出土文献方面，本区又并无能与敦煌水利文书相颉颃的详细资料。尽管如此，以谭其骧、冯绳武、李并成三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仍然在文献材料匮乏的基础上为此问题的解决付出了巨大努力。
    谭其骧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在《汉书·地理志》的选释工作中研究了汉唐时期疏勒河中下游地区的河湖分布【4】，并将这一成果直观反映于《中国历史地图集》之中【5】。谭先生认为，汉唐时期疏勒河中游河道则自昌马峡出山后径直向北，在北山山前冲积平原一带形成名为冥泽或大泽的大型湖泊，本为疏勒河的终端湖，其位置与清代的布鲁湖大体吻合；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开凿，逐渐形成了双塔以西的下游河道，并于清代延伸到哈拉湖。冯绳武先生先后发表《甘肃河西水系的特征和演变》、《疏勒河水系的变迁》【6】二文，以地理学家的视野首次完整勾勒出疏勒河水系自地质时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的演变情况，气魄宏大，至今仍然被视为这一研究的权威成果而得到频繁征引。冯先生认为，地质时代疏勒河出山后流向东北，经花海子东北缺口汇人黑河支流北大河，继续向东北成为古黑龙江的源头；同时，党河向西流人罗布泊，形成了党河谷地。后疏勒河向西改道，汉唐时代主道沿玉门--踏实盆地西北缘经芦草沟口与党河汇合，并引述霍尔涅的观点认为其下游在清初仍可流至今敦煌西湖国家保护区一带。李并成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精研河西历史地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次实地踏勘，在《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与《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7】等一系列论著中认为，汉唐疏勒河中游分为两道，主道即沿今日之疏勒河河道西流至罗布泊，另有一道即汉唐史籍中所提到之“冥水”西北流，在北截山以南的芦草沟口--踏实--三道沟一带形成以湖泊、沼泽为主要景观的“冥泽”或“大泽”，其位置与清代布鲁湖相去甚远。谭、冯、李三位先生的研究虽然发表于建国后，但他们各自的学术渊源皆可上溯至百年以前。谭、李二位先生作为历史地理学家，他们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都与清代西北史地学派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8】；而冯先生作为自然地理学家，其关注点与近代国际性的中亚地理探险运动一脉相承【9】。
    笔者在仔细研读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后发现，疏勒河水系演变所涉及的文献虽然甚为稀薄，但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明清实录、中外游记乃至方志以外的地方文献中都有不少有待利用的材料，使得我们的研究有可能在细致与准确程度方面进一步推进。此外，前辈学者在论证逻辑上也存在一些瑕疵，如果我们不是抱着确定唯一事实的想法，而是将所有这些材料中所蕴含的可能性合乎逻辑地予以排比，并结合考古学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分别予以检验，也许仍然会得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新观点。笔者在这里首先要强调两点。其一，本文的写作采取先易后难、先归纳后推测的办法，即先讨论文献较多的清代，进而讨论汉唐时代，最后讨论文献最为匮乏的宋、元、明时代，以期论证更为有效。其二，本文自始至终所坚持的前提是历史时期疏勒河水量与现代无甚变化。历史时期疏勒河的水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依靠零星的文献显然无法解决，环境科学的相关研究也还没有公认的结论。为了保持逻辑的合理性，坚持水量不变这一未经验证的前提，似乎不是不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