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城市里，商品交易的空间由原来的市区扩大到整个城区，坊市制因此演变为散市制。由于商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设有墙垣和限时开启的市区，对居民随时购买日用品（柴米油盐菜等等）和日常的饮食很不方便，原来的市区及相应的制度已不能满足居民和商业发展的要求。于是出现以下三种情况：城中的市区或增多，或扩大[19]。这样，在城区内，市区占的面积越来越大；一些商业活动在市区之外进行。首先出现送货上门和服务上门以方便居民生活的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随后，他们在街坊设立临时的商摊。接着这些商摊变为临街的商铺；由政府机构（含各地驻首都的“办事处”）经营一些商业和为商业服务的金融活动（如唐中期出现的飞钱，其经营形式多为官办），这些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多不在市区内。于是，市场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市区。政府已没有能力再约束和管制这种“市”的扩散，原先的坊市制被突破，散市制开始出现并盛行起来。散市制的特点是有居民聚居的地方就有商品买卖，就有商店，就有市场活动。散市制代替坊市制，使工商业从城中的一个特定区域（“市”区）扩散到全城区。[20]于是，在空间上，市过去只是城的一个部分，现在却与城区相一致：城有多大，市（区）就有多大。这导致原来的“市”（被墙垣围起来的市区）和市垣（市区四周的墙垣）的消失。“市”与“城”交融为一了。“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发生一次根本性变革。这是交换形态由商品货币关系阶段发展至商品经济阶段的结果。散市制的形成是商品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2.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易从市区扩大到全城，城市人口的数量、身份、结构、分布、主体人群，以及他们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坊市制下，商人的商业活动被限制在“市”区之内。散市制的形成使商人的活动地盘不再受“市”（区）及其制度的限制，商业和商人由此得到了一个空间上的解放。随之而来的是商人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的提升，商人与士、与官的界限不再那么森严。这种变化在入明以后甚为突出。明初，朝廷颁布法令，对商人在服饰、住房、交往、子女参加科举等等方面仍有限制。随着商人在城市里经济力量的发展，这些等级限制一个一个地被冲破。带头的是那些市最发达的城和势力雄厚的大商人。如以扬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的盐商，建起一座座大宅第、大园林。他们用钱捐纳、捐输，买官爵、官衔、官职，增加本地学额，出入官场，直至与皇帝交往，官商合流。贾而儒，儒而贾，士商合一。到清代中期，明初那种对商人的种种限制，在扬州一带已难觅其踪跡。
    散市制使商人与一般城市居民混居。于是，以“市”字命名的人群，也从“市区”活动者扩展到全城居民。“市民”一词的使用越来越普遍。直到明代前期，“市人”的称呼仍被频繁地使用，中叶以后逐渐减少，“市民”逐渐成为城市居民的泛称[21]。至清中期，“市人”的称谓在当时的文献中也难觅其踪跡，“市民”已成为普遍的称呼。这标志城市共同体的形成[22]。
    也是从唐代中叶开始，市民因有自由身份，可以组织社团，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直到“罢市”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意识、参与程度和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城市社会的力量愈来愈依靠市民，活动的内容自然地愈来愈多地围绕市民开展。这使他们成为城市社会的主体人群[23]。这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在形成之中。城市已处于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
    随着散市制代替坊市制和城市社会转型，原来管理“市”及“市人”的体制已不能适应新的情况，于是新的机构与人员出现。随着城中工商业的发展，管理城中工商业的组织--行会应运而生。
    3.城市发展的重心从内城转移到外郭。从先秦到两汉，城市的重心在内城。外郭是百姓的居住区。魏晋以后，众多的外来人口和工商业者多住在外郭。《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洛阳，主要商业区（大市、小市）和居民区都设在外郭，官署、寺院、官邸、民宅混杂，行政区、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划已不规范。城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心仍在内城。唐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科举制和铨选制的实行，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进一步促使农村人口（主要是读书人、经商者、手工业者、艺人、破产农民和有钱的地主）向城镇迁移，特别是向首都集中。“人不土著，萃处京畿。”首都长安城中“浮寄流寓不可胜计”。外来人口的增多，这些“长（安）漂（客）”们多集中在外郭的坊市中。估计长安人中的五成以上是普通百姓，他们在人口数量上占了优势；七成以上住在外郭。外郭成为城市发展最快的区域。这推动城市里城郭结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变动，也使城市管理的重心开始从内城移至外郭。
    4.在特定的城中城与市结构性变化演进的同时，一个城与另一些城之间的市场联系，城之市与乡之市的联系，以及乡市的本身，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部分乡市的形态由草市发展为市镇。绝大多数市镇位于乡村辐辏之处。它们的规模不大，其商业辐射的功能止于周边村落，属于农村基层市场。镇是区域市场网络中的初级中心。市镇，一般都是无城墙的，即无城之市。明代中叶以后，一些镇（如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广东的佛山镇等）的商业和人口规模超过县城，甚至超过府城。因其商品行销全国甚至海外，它们的影响力已在一般县城、府城之上。市镇处于县城之市与农村集（墟、场）市之间。它们的普遍出现，使市场形成一个城乡联接的、有多个层次的网络体系，它将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网罗其中。在商品经济的形成进程中，这是标志性的历史现象[24]。
    四、城在市中
    清代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发生的如下变化，影响城与市关系的演变：现代化武器（军舰、大炮与飞机）代替传统的冷兵器，极大地削弱了城墙的防御作用；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和矿山等现代生产企业，火车、轮船、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百货公司、货栈等现代商业组织，银行、证券交易所等现代金融机构。工厂多数集中在城市。银行、百货公司几乎全在城市。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等也是以城市为依托。这些新式的工商企业占地较广，城墙内的面积已不能容纳它们的全部；这些新式工商业实行企业制与雇主制，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契约化；在使用机器和采取企业制、雇主制为特征的大商品生产基础上，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增长，进入20世纪后已起基础作用，商品经济演变为市场经济。
    这些变化使“城”（墙）在战时所起防御的作用越来越小，在平时却成了交通与市场活动的障碍。于是出现了下述情况：大多数城市的城墙被拆毁，成为有市无城的“城市”。毁城（墙）的行动始于天津（1901年）和汉口（1906年）。随后在1912-1936年和1950-1966年形成两次高潮。第一次以以上海拆城墙标志，第二次以拆北京城墙为标志。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立上海县，当时没有建城。明代中期，由于倭寇的侵扰，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上海县城。城墙在1914年被拆除。随着城墙的拆除，上海“城”已不复存在，上海成了有市无城的“城市”。再以武昌为例，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在此修筑城墙。唐代改建与扩大。明代洪武四年（1371）重建城垣。1927年开拆城墙，在十个城门中仅留中和门（起义门）作纪念。武昌也成了有市无城的“城市”；少数城市的城（墙）被保留（省会级的如江苏的南京，地区级的如湖北的荆州，县级的如山西的平遥）。这些被保留下来的城（墙），从职能上言，已从防御工程转变为供人观光游览与怀古的文物。
    这些变化使城市的主要职能已从“城”转移到“市”，“市”从城市的边缘变成了城市的中心，继而变成城市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城”与“市”的关系在空间层面上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市突破城墙的框框，扩展到城之外，且不断地向外延伸，以致“城”被“市”包围。一般地话，在清代中叶以前，市在城中，城比市大，讲一个城市的大小，是以城墙内的面积为标准的。城墙四周有多长，城市就有多大。民国以后，情况不同了，很多城市的市区比城区面积大，城在市中，讲一个城市的大小，是以市的面积为标准的。市区（工商业区）有多大，城市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