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市无城
    清政府与太平天国作战期间，少数没有城墙的城镇，轻易地被太平军攻占，为此少数市镇新筑城墙，一些省城县城或修补城墙。自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冷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小，新兴起的市镇不再修建城墙。其中有后来发展为地区级行政中心的（如湖南省的株州等）、副省级的（如广东省的深圳）和省会的（如河北省的石家庄）。它们都是没有城（墙）的“城市”，即有市无城的“城市”。今后兴起的城市都将如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进入兴市不修城，即有市无城的阶段。传统的城市以有城（墙）为标志。新兴的城市以无城为特征。现在，对此种有市无城地域（包括新兴起的从未有过城的市区和原来有过城但已被拆毁的市区），虽仍沿用“城市”这个词，但其实在内含是专指“市”，与“城”已无关联。将无城之市称为“城市”，名不副实。在当代，“城市”一词已经成了或者说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了，实际上成了“市”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也踏上了无城的进程。在中国的历史上，“城”已成为历史的遗迹与文物，进了“历史博物馆”。无城之市的兴起和发展，有城之市的城被拆除，这个过程与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同步。市场经济越发展，新兴起的无城之市便越多，原来有城之市城墙被拆的也越多。于是，无城之市成了中国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的标志物。现在被人们称为“城市化”的过程，就城与市的关系而言，是市的扩大与城的消亡过程，在中国话语里说，这是市（场）化和无城（墙）化或去城化过程。这个去城化过程被称之为城市化，是当代中国话语中的悖逆现象之一。在一些本来就无城的“城市”里，将其中的一块地方称为“城中村”，是这种悖逆现象的典型形态。
    无城之市越来越多，“市”成了“城市”一词全部内含，这种变化给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城与市的关系，带来多重影响。举其要者而言有二。
    1.引起城市功能的改变，导致现代的“城市”与传统的城市性质根本不同。传统城市以政治（行政）功能为主。现代城市主要是经济功能。在古代，城市的诸多职能中，政治是第一位的。一个城的政治地位，决定它的市（场）的地位，政治带动市场。在政治上，郡（或州，或省）城的地位比县城高，郡城市（场）的规模也会比县城市大。国家的首都设在A城，A城的市便会成为全国最大的市（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如果首都迁移到了B城，全国最大的市也会移到B城。经济中心跟着政治中心迁移。那时，没有出现过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的事实。16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行政级别低的城镇，其市的规模和影响力，可能大于行政级别高的。19世纪中叶以后，这种情况愈来愈明显。如1862年至1899年设夏口厅的几十年间，汉口镇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大于它所隶属的汉阳县城，也大于湖北省城武昌。第二，市场的发展形成自身的各级地区的中心与全国的中心。这个形成过程是经济的自发机制，是独立的。结果是：一些市场中心与原有的行政中心所在地不一致。以地区级而言，荆州城是荆州地区（府、地区级）的行政中心，新形成的该地区的市场中心则在沙市。以省而言，河南省的省级行政中心（省会）是开封城，新形成的该省区的市场中心则在郑州，后来省会从便开封迁至郑州。河北省的保定与石家庄，吉林省的吉林市与长春，亦复如此。从全国来说，无论首都是在北京还是南京，上海始终是全国市场的中心，于是，上海从江苏省中脱离出来，升格为省级直辖市。天津、重庆亦如此。第三，在城市里，过去是行政机构处在显要地区，行政区是城市的中心。现在，市场成了城市的中心，行政机构被边缘化了。
    2.使“市”成为国家行政系统的一级和区域的单位，政权机构和居民“市化”。自国家产生以后，夏、商、周的行政体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国王、诸侯、大夫诸级。此时的城是国王、诸侯、大夫行政的治所。自秦开始，行政体制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分中央、郡、县三级，后演变为中央、州、郡、县和中央、省、府、县制。此时的城是中央、郡（州、郡或省、府）、县行政的治所。由于市在城中，市是城的一部分。城的管理者即市的管理者，他们设市令（市长）对城中之市实行行政管理，但市不是行政管理体制中的一级。自市突破城区之后，管城者无法管理市的全部，于是市从府、县中分离出来，形成国家行政管理中的一级，由中央或省管辖，有独立的区划和行政、议事、立法机构，形成现代市制。1921年，民国政府公布《市自治制》。同年，广州从番禺县、南海县独立出来，成立独立于府县之外的、由广东省管的市政府。随后，汕头、佛山、南京、上海、杭州、武汉、重庆等相继建市。这些市因各自的规模与作用不同，其行政地位或为县级，或为府级，或为省级。1979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或县改市，或地改市，或增加省级市。于是，以市为行政单位的增多，级别高的市增多。以湖北省为例，1949年到1958年，地级市只有两个。1958年到1977年增加1个（共3个）。1978年至2009年增加9个（共12个）。1977年以后，县级市增加21个（共24个），县的数量减少了33个（从74个减至38个）。政权机构“市化”进程明显提速。市与中国人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1978年，属于（城）市的人口2亿多，到2010年增加到6亿多，居民“（城）市化”达47%，每分钟“（城）市化”30人。从20世纪中叶起，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市”，还是行政层面的“市”，都与“城”脱钩了。1958年实行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城市福利制度之后，“城市”与“农村”的划分只是一种政策的后果。谁是城里人，谁是农村人，已与居住地有“城”无“城”无关。此时“市长”的管辖范围与职能，与战国秦汉时期的市长已经根本不同了。如果说，在战国秦汉时期，市长是为“城”服务的话，那末，现在的市长则是为“市”服务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