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在国外，最早的村落与城出土于巴勒斯坦死海流域的杰星科绿洲。新石器时代早期村落是在公元前8000年以后发展起来的。1000年以后，即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村落周围出现一道石墙（墙高6英尺6英寸，在某些地方高达12英尺），石墙的内侧有一个圆塔，高约30英尺。（Kathleen Mary Kenyon: Archaeology in the Holy Land, Ernest Benn Limited, London,1960,pp44。也见氏著：《答布赖伍德教授》，载《古代》，1957年第31期，第82-84页；凯尼恩：《早期的杰里科》，载《古代》，1959年第33期，第9页。）城市的出现则又更晚一些。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哈吉拉尔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其时间为公元前7000前左右。大约500年后，在恰塔尔许于克，一个比较大的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城市正处在繁荣时期。（梅尔莱阿特：《恰塔尔许于克》，伦敦1967年版，第15-66页。）国外的历史事实也是城晚于村落，城市晚于城。
    [6]因为城是人们聚居的场所，市的产生与城有关，这是不成问题的。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是：最早的市是在城之内，还是在城之外。因为考古发掘的手工业遗址，有在城内的，也有在城外的，而工商业又总是相联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没有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墓葬等。距二里头不远的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内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道路等。该城建于商代早期。郑州商城规模大，城内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城外有手工业遗址和墓葬。湖北黄陂盘龙城较小，城内也有建筑基址，城外也有居住遗址、手工业遗址和墓葬。这些遗址中“城”与“市”在空间上是怎样配置的：是市在城内，还是市在城外？在经济结构上，王城岗遗址中东西两小城是怎样的关系，边线王遗址中内外两城是怎样的关系，至今尚不明确。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对考古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周代，市在城中。春秋早期，处于西部和经济发展水平滞后的秦，其城市规划中也有市的区域。《史记·秦本纪》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献公）二年，城栎阳。”从德公元年（前677前）“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前383年）城栎阳，共294年的时间，雍城一直是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秦早期使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都城。从史料和考古发掘的雍城遗址中可知，在雍城遗址中部，东侧是姚家岗宫殿遗址，西侧是马家庄宗庙遗址，市场遗址位于雍城遗址北部，雍城的主题布局大体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礼制原则。
    [7]《说文·冂部》：“市，买卖之所也。市有垣，从冂，从フ。フ，古文及，象物所及也。”战国时期的市有门。大市有多个门。《史记·商君列传》：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从这则记载中可知，咸阳之市至少有两个门。
    [8] 古代的城里有农业，这既是农业与城发展的沿革使然，也是城实现基本功能的需要。在战争中，一些城被围数月至经年而能坚守者，原因之一城内有蔬菜与粮食生产。及到宋代，汴京城中仍多园囿，有农业。直到近代，有些城市仍如此。如南京，至19世纪50-60年代，城中有菜地与粮田，时人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笔者亲眼所见的有：20世纪50年代初期，武昌城中有不少菜地，也有种麦者。20世纪60-70年代，荆州城中有荆东、荆西两个生产大队，种植棉粮作物，其生产力、生活状态与城外诸生产大队没有区别。一些历史学家将城的出现称之为“城市革命”。事实上，当第一批城出现后，它们给社会带来了某些变化，但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社会从根本上说仍是农业社会，城以及后来的城市的出现，仅仅是使农业更为复杂。城和城市是农业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农产品的交换中心。市场上活动的人物，通常是农地或农产品的所有者（家族主，奴婢主，庄主，地主）和农产品的生产者（自耕农、庄客、佃农）。
    [9] 《礼记·王制》：“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郑玄注：“市，司市也。”同书，“命市纳贾。”郑玄注：“市，典市者。”《周礼·地官、序官》：“司市下大夫二人”。郑玄注：“司市，市之长。”此处之“市”或“司市”即市长。
    [10]先秦两汉文献里有“市人”和“市民”的称谓。《左传·文公十八年》：“市人皆哭”。《后汉书·王霸传》：“市人皆大笑”。汉荀悦《申鉴·时事》：“山民樸，市民顽，处也”。
    [11] 世界古代史上的大国都有这种情况。如罗马，在公元100年左右拥有约100万人口。
    [12] 《国语·周语中》：“国有班事，县有序民。”韦昭注：“国，城邑也。”
    [13] 《周礼、地官，泉府》：“国人郊人从其有词。”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