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诗·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毛传：“郊外曰野”。
    [15] “市人”与“野人”的称谓，至宋仍在沿用，苏东坡《东坡诗》：“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16] “城”字单用时，一般多包含城与郭。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城高以厚，地广以深。”《商君书·徕民》载：“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如果城、郭对举，则只指城。如《孟子·公孙丑下》载：“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17] 《汉书》卷一《高帝纪》。
    [18] 葛洪《抱朴子·吴失篇》：（吴国大族的田庄里）“奴仆成果，闭门成市”。
    [19] 早在汉代，大中型城市就有多个市区。西汉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市区，共9个市，另有专业市场槐市。东汉洛阳城中至少有3个市。参见赵德馨《中国经济通史》第二卷第十二章《城市、乡市与军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78-781页。
    [20]《清明上河图》形象地展示宋代开封市街结合的景观，从中看不出坊市制度的痕迹。
    [21]《旧唐书》第一二○《郭子仪传》载：代宗永泰元年（765），“天子以禁军屯苑内。京城壮丁，并令团结。城二门塞其一。鱼朝恩括士庶私马，重兵捉城门，市民由窦穴而遁去，人情危迫。”这里的“市民”显然是包括市区和坊区的工商业户和一般居民。在中唐以后的文献里，除“市民”称谓外，还用“士女”、“士民”、“士庶”等称呼城市居民。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的一通诏文中有“士民”、“士庶”、“市民”诸词，它们都是对城市居民的称呼。
    [22] 中国和美国学者对明清城市市民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中国没有形成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城市状况的一种误解。
    [23] 自唐代出现罢市之后，市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与政府抗争的活动增多。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多个城市的反抗矿监矿使的抗税斗争，有互相影响与呼应之势，导致全国性的民变。由明至清，在商人罢市增多的同时，又出现工匠的“齐行叫歇”，即有组织的罢工。这是市民活动中的新态势。
    [24] 关于这个时期的市场层次、市场网络及其在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参见拙著《中国近现代经济史，1842-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9页。
    [25]某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济史学家和翻译家往往疏忽了这一点。李学勤在《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一书中写道：“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原始城市的产生，是古代文明进步的一个重大标志，因此，学术界普遍重视城市的产生问题。但什么是城市，原始聚落同城市如何区别，仍是探讨中的问题。学者间的多数趋向于认为，城市的主要标志是反映出阶级的社会结构。城市不一定有城墙，例如中国商代后期的殷墟，经过多年的发掘，只在宫殿基址外围发现防御性的水沟，并未找到城墙（最近发现的洹北商城，时代似早于盘庚迁殷）。另外人口的规模可以作为城市的参考标志，例如丹尼尔便主张城市应容纳至少5000人。”
    [26] 参见赵德馨：《中国市场经济的由来--市场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27] 参见拙作《论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简本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全文载王承仁主编：《太平天国研究文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市场化和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28]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甚多。以前天收到、正在拜读的邹进文教授的大著为例，他和严清华教授认为：“民国时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是一种典型的移植性变迁。它是在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将西方先进制度移植、引进到中国来的”。严清华、邹进文：《民国经济思想研究丛书总序》。邹进文著：《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总序第4页。
    [29]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来说，向国外学习和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设计，都起了催生药和助产婆式的重要作用。但如果孕妇肚里没有胎儿，最好的催生药和最高明的助产婆也是催生不出婴儿来的。
    [30] 韦森在《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转折点--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新中文版序》中写道：“按照诺思新经济史学的建构主义历史观，是国家统治者设计了并构建了市场的博弈规则（如产权安排），然后才导致了西方世界的兴起。读过韦伯的这部经济通史，读者们也许会发现，近、现代世界经济史的历史事实并非是如此。恰恰相反，韦伯的世界经济史的叙述基本上印证了亚当·斯密（Adamv Smith）--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哈耶克的产权自发生成观：市场运行中产权制度安排本身是市场发展演化的一个自发生成结果。当然，这种自发制度生成论的理论程式，并没否认政府主权者（the vsovereign）或立法者在市场经济体系内部确立产权制度安排时的立法作用，并且也不排除近现代西方世界市场体系内部最先型构而成刚性产权结构与西方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一点。概言之，从整体上来看，虽然韦伯把世界的现代化视作为一种”理性化“或言”合理化“（rationalizaion）过程，但从韦伯那捭阖纵横、洞鉴古今式的经济史解说中，显然是解读不出来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和种种制度安排是任何个人理性设计的结果这一建构主义的理论结构的。因此，如果在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生成论和诺思的产权设计建构论的知识背景中进一步阅读韦伯的这部《经济通史》，对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其内部市场秩序发展和演化的未来走向，显然是有着某些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韦森：《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转折点--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新中文版序》，[德]马克斯·韦伯著，姚曾廙译，韦森校订《经济通史》，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重印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