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计自耕出租合可耕32.7（亩）。我伲根据中央划分阶级的标准，超过剥削生活，所以划他为地主，收房租还未并在合算。
    在南汇县的方言中，“出召”即为“出租”，但单独的“召”字为何意，则不清楚。“召”田面积何以略多于“出召”田，也不清楚。对照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的处理意见，可知顾秀英在申诉材料中对于自己的土地及出租数的陈诉，基本属实。顾秀英自陈自己的土地为30亩，而张保山称有32.7亩，其中的差额在于张保山指称顾秀英拥有“自耕可耕田园地”2.5亩，而顾秀英可能将“自耕可耕的园地”，即屋前房后的菜园及空闲地，不算作农业用地，未予报告。在基本事实不存在大的分歧的情况下，张保山列举出划分顾秀英为地主几点理由：
    1、自耕出租照中央划阶级上超过3倍以上划为地主，他要超过拾多倍以上。
    2、过去一贯自耕田是剥削劳力的种稻长年分车出给农（民）的。
    3、他在1944年出嫁他女沈凤心，嫁到坦直镇西南陈姓地主，浪费了不少钱，改为欠债。到1947年将田24.2出召农民，转向剥削农民。
    佃户黄顺莲5亩，用押租白米20石；申生行10亩，用押租白米20石，戈景初9.2亩，用押租白米14石，又棉花3包。
    4、收划农民田租与房租，赞他子读书。子叫沈正林，读到工业大学校，在去年3月到东北纺织股。他夫沈大中死到现在18、9年，一贯靠收租米、收房金生活了。过去他川沙县城市内有房子50余间，房客18户，又租田20多亩，过去是合并一起的。在1946年家务争斗，所以把长子沈石林往川沙自立根深（更生）所以本乡只有了2人，靠田租、房租，读书生活。田租30.2，分房14间，可抵到8亩出租田的代价。[6]
    第一点理由，张保山称划顾秀英为地主所依据的是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在这份文件中，有如下规定：“地主家庭中，有人自己常年参加主要农业劳动，或同时雇人耕种一部分土地，而以主要部分土地出租，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三倍以上（例如出租一百五十亩，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五十亩），在占有土地更多的情形下，其出租土地数量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二倍以上（例如出租二百亩，自耕和雇人耕种不到一百亩）者，不得称为富农，而应称为地主。”在这一规定中，出租土地的业主，其出租土地的数量应当有相当大的规模，才可能划为地主，只有大地产，讨论其出租土地超过自耕或雇人耕种土地数量的倍数，才有意义。顾秀英家，一共只有30余亩土地，其中还包括宅基地，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土地占有者。这可能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趋向将顾秀英划为“小土地出租者”的依据。比较而言，对于政务院有关政策的理解，华东军政委员会和苏南行署的理解更为全面和准确。
    张保山陈述的第二点理由不成句，联系第三点，仔细揣摸，似乎是说，1947年以前顾秀英家的田主要是自耕的，且种稻并雇有长工，所以称为“剥削劳力”；“分车”一词，实为“分种”，进一步讨论详见下文。1947年，顾秀英将原雇工耕种或“出给”农民“分车”的田，即自耕田，改为“出召”即“出租”，因此，顾秀英从“剥削劳力”转向“剥削农民”。
    在第三点理由中，张保山特别强调顾秀英家的破败是嫁女浪费所致，而不是上引公函中所称“时常生病死人”。这一陈述似乎难以成立，因为，顾秀英确实是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
    根据张保山的第四点陈述，结合第三点，可知顾秀英夫妻共育有一女二男，丈夫沈氏早亡，顾秀英依靠田产和房产，拉扯一女二子长大成人，女儿出嫁以后，长子自立门户往川沙县生活，次子大学毕业后，赴东北工作。南汇县其成乡的家中只剩下顾秀英一人。以分家以后的财产计，要将顾秀英算做地主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土地不多，而且因为她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实际上，对于一个农村老妇来说，能够自耕一些宅基地，已经相当不容易。从这点看，顾秀英依然是一个农业劳动者，只是劳动力相对较弱罢了。张保山并不强调顾秀英的不劳动，而是强调14间房的租金相当于8亩土地，这样一来，顾秀英的出租田总额就要增加了。
    在南汇县，划分地主的标准大约为每户占有土地40亩，具体分析，详见下文。在顾秀英一案中，如果将14间房的租金折抵为地租的话，恰好8亩，既便按照顾秀英本人的意见，其占有土地合计（包括折抵）也将达到40亩。这样一来，将顾秀英划为地主也就有了一个摆得上台面的理由。
    一个农村妇人如何有能力向华东局、苏南行署申诉自己的冤情，要求改划成份呢？我初以为此事可能与顾秀英那个大学毕业的儿子有关，再读张保山的陈述，原来幕后操纵此事的是顾秀英的弟弟顾毓生。顾毓生是“清末时做秀才的，教育不少学生。在抗战时南汇县长汉奸张保堂是他的学生，过去以（依）靠封建势力，老伯性（百姓）受苦”，在广义上也属于阶级敌人。当他得知妹妹划为地主成份后，曾向张保山求情，希望将妹妹的成份划得低一点。这一要求被张保山拒绝，其理由如下：
    我伲共产T（党）干部，做事有正（政）策，有标准的。什父子（么事）要照正（政）策办事的。我说，这一家沈性（姓）什何种围（园？）地，也要请人来帮做的，所以这成份不能改的。所以他又不瞒（满），后来告3次，1次南汇，2次华东局，3次苏南。
    顾秀英的弟弟顾毓生可以算作南汇县的一个旧式士绅，职业或为教师，有不少学生。抗战时的汉奸县长张保堂是他的学生，以今天的观点看，张保山专门指出这一事实，颇有些过分，因为没有哪个教师可以对其所教学生的一生负责任。不过，对于本文的主题而言，读者关心的并不是顾毓生的所作所为，也不是他的汉奸学生，而是张保山在揭发中提到顾秀英家“园地”也是请人“帮做”的事实。由于“园地”也是请人“帮做”，所以顾秀英的“劳动”就很成问题。再联系上文提及从1947年开始，顾秀英的“分车田”改为“出召田”。
    四、“分种”性质的确定
    南汇县的“分种”田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依据存留至今的相关档案，可以继续展开讨论。有一份文件是用钢板刻写的申诉，当有不止一份的誊写件，递交给各上级有关部门。这份有潘镜环等24人签名的保留至今的申诉信，是递交给县长李如文的，信上有李如文“已阅”及“查明”的批示，签名时间为12月16日，当为1950年事。申诉的内容涉及“分种”的内容以及植棉业的劳动强度的确定，其中关于“分种”一事，有如下说明：
    【案例16】浦东南（汇）、川（沙）两县土地耕作惯例，棉稻按年轮栽，调剂土壤所含的养料，即今年植棉者，明年种稻。这是为适宜土地性质而与棉稻的收获数量有关的种稻习惯。大部分分种与养牛的（因地少人多，养牛的农人所种的田大多数因田少不能尽牛之力，如不分种，他家之田牛的给养饲料将无从出产，所以这是地少之区的农民一种合乎互助的条件、经济的条件的合作行为）。分种办法由田户出稻种、肥料，在播种、除草、割禾时，均由田户供给酒饭，收获时田户得六成，赶车水出劳力者得四成。如由分种者出稻种、肥料，则与车水者各半收成。此种情形是包含一种雇工的成份在内，并且大都是一年一熟，或一年一轮，并非是连续不间断的。所以短期的分种不能作出租论的。[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