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是因为到1947年，在地租已经降到几乎为零（扣除田赋）时，不能想像顾氏还能收取每亩2-4石白米的“押租”。按照人们对于“押租”租额的理解，“押租”所收租额大约相当于三年的地租。在地租几乎为零的情况下，收取高额“押租”的作法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根据笔者的另一项研究进行推测，1947年，顾秀英出卖的是“田面田”，而非收取“押租”，由此而一次性的获得白米至少有60石。这大概相当于“分种”土地四年的总收入。这对于一个需要资金救急的家庭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在交纳了高额“押金”之后，“佃户”黄顺莲等实际上获得了对于佃入田亩的永久耕作权，甚至可能获得了佃入田亩部分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这些权利，即是笔者定义的“田面权”。也就是说，佃农可以将顾秀英“田底”以外的“田面”权进行继承、出租、出卖、典当和抵押，且不必经过顾秀英的同意，只是他们必须向顾秀英交租。佃农们一定乐意交纳这低额的地租，因为，既使是他们自己拥有全部的产权，他们也必须以同样的代价，向国家交纳田赋，即农业税。实际上，这几位佃农，以“田面”的价格，购买到了土地的全部产权。只是由于这一购买是在以交纳“押金”的方式完成的，因此，佃农所获上述权利可能暂时还是不完整的。“田面田”在获得之初所具有的权利不完整状态，笔者将其定义为“相对的田面田”。具体论述，详见另文。[32]
    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信中国农村的封建地租制度，是导致农村凋弊，农业破产、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抗日战争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胜利，地主的名声日益败坏，拥有过多的出租土地，不仅没有实际的利益，名义上也被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因此，农民们乐意购买“田面”，而不愿购买“田底”。江南地区“田面”市场的活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所以，在本文案例15中，阮立中将佃入的土地转而“分种”给他人，完全是他个人的经营行为，并不需要得到“田底”权人的同意。由于将阮氏的“分种”理解为“转租”，阮立中被划分为“二地主”。在南汇县，类似的“二地主”当有一定的数量，但在土改文献中，却不多见，原因是，一份某区或某乡土改工作的总结称：“在评赋中因取消了二地主，把二地主名字没有写上去，划阶级时发生困难。”[33]由此看来，1950年江南土改的决策者和领导人，确实是善于化繁为简的高手。他们不愿意将“二地主”的概念引入土改中，也不愿意将“分种”当作自耕。他们采取了简单且统一的格式处理复杂的地权结构，以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南汇县的土地改革，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展开并迅速完成的。江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地权结构，因此而长期湮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
    六、讨论
    综合本文所涉18个案例，可知南汇县的“分种”或“分车稻田”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因棉稻轮作而导致的“分种”，付出劳动力的一方类似于业主的雇工，业主类似雇主。雇主负责雇工的伙食，更可以证明雇主直接介入了农田管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分种”具有自耕的性质。其二，最初的“分车”田，似乎是从水稻田之“车水”产生的。南汇县地势高亢，每种两季棉花之后，必种一季水稻，然水稻之灌溉颇成问题，需要大量劳力。从低洼处提水。劳力不足者，必雇人车水，以应急需。人力不足者，必借助牛车车水，以求更高的效率。于是，劳力缺乏者与劳力富余者，缺乏牛力者与牛力过剩者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由此而产生。这种合作，因养牛和固定的轮作以及居住的关系，极有可能由短期的互助演变为一种长期的互助。其三，当南汇县的稻田种植面积扩展以后，棉稻轮作为稻麦两熟制或其他耕作制度所取代，因此，稻田地区的“分种”就有向出租演变的可能。其四，从整体上看，直到1949年，南汇县的秋熟作物半棉半稻，以一年一轮计，稻田当全部为棉田的轮作之田；以二年棉一年稻计，大约有25%的稻田不属于棉稻轮作之田。也就是说，在将“分种”当作出租处理的方案中，大约有75%的“分种”田被错误地划入出租田了。这一分析还不包括案例17和案例18所代表的另一种倾向，即将短期“分种”也当作出租来对待。
    在土地改革之前进行的减租运动中，松江地区九县皆面临如何对待“分种田”的减租问题。如本文所述，由于“分种田”包含有“分种”双方的共同投资，因此，“分种”田“减租”后的双方分成，也就应当高于定租制减租后的业佃双方之分成。在南汇区档案馆中，查获这样一份文件，列举出松江地区九县不同地权制度下减租后的分成数。
    据表1可知，松江地区九县“分种田”“减租”的合作双方分成，均高于定租制减租后的业佃双方分成。在松江县和金山县，两者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以今天的眼光看，松江专区九县的这一作法，是实事求是的。各县均将“分种”制下田主的投资，视为合理的、应当得到回报的投资。所以，南汇县周浦区沿南乡一份《划分阶级成份草榜》，在“土地占有和使用情况”一栏下，列有以下五个栏目：“自耕田亩”、“自耕田亩是否分种”、“出租本乡亩分”、“出租外乡亩分”、“佃入亩分”。[34]这份档案共47页，登记了557个农户，其中137个农户的自耕田中包括了“分种”田。拥有“分种”田的农户占总农户的24.6%，即约占四分之一。要知道，周浦镇位于南汇县之东部，与今天的闵行区暨以前的上海县毗邻，是一个传统的水稻种植区，当地的“分种”水平低于全县水平，是无可怀疑的。另外，沿南乡的划分阶级成份草榜的格式，肯定不是当地的发明，应该是按照县土改委员会的要求统一设置的。也就是说，直到正式划分阶级成份的最后一刻，南汇县土改委员会才作出将三年以上“分种”视作出租的重大决定。笔者在闵行区档案馆所藏原上海县的土改档案中，曾查获一份当地有关“分种”的调查资料，认定当地的“分种”也是“雇佣”、“合作”而不是“出租”。由此推测，南汇县土地“分种”性质判定的前后变化，与松江行署、或中共苏南区委，或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土改指导思想无关。关于这一点，希望将来有机会找到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证明。
    最后，笔者想指出的是，如上文所述，除了“分种”田的存在以外，南汇县也还存在与江南地区相同的“田面田”。可能是由于数量相对较少，在土地改革之前，与此相关的“二地主”阶层被政府强令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所呈现的“分种”结构，并不能说明南汇县的地权制度具有与江南其他地区相异的品质，而是丰富与充实我们对于江南土地制度复杂性的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