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7】民祖传及少年时自置土地计念一亩一分（五分宅基），素来自耕自收，并未雇用帮工。自一九四七年，民固年老力衰，家内只有一妻一女，对于种田自觉吃力，故当年自愿将土地二亩四分出租于本村陶进金耕种，其他自种，至一九四八年身体疲乏，再将土地七亩二分分车于本村王洪川君种稻，至一九四九年收回自种棉花。王洪川不过分车一蛰，谷子各半分拿，且无其他情形。一九五0年颁行土改评议成份时，王洪川硬说民有籽花一百石且（左右组）出借取利，雇用长工一人。登记土地时，王君将民之土地九亩六分强行登为己有（分车时仅七亩二分），谎话说是长年分车。[25]
    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例。金陵乡新稼村地主苏云银要求将其成份从地主改为半地主，申诉信中详述自己的地权结构。有内容如下：
    【案例18】云银二十岁分户时，得父折产灶田念亩四厘，瓦房三间，云银一生节约耐劳，勤于生产、养猪、养牛，经商小贩，颇得顺利，购得办清洁堂未围公地三十三亩六分，老芦地五亩五分，灶地六亩半，共购得田四十四亩正，并上父分下念亩，与立嗣伯父分下三亩三，共地六十七亩正。自耕三十三亩，内有九亩五分只有一半的临时分车稻，被村干部周根楼登记为出租者，现在自耕还存二十三亩；在四十三亩五分出租田内，有九亩五分的一块田被周根楼非评议的增加上三亩六分，将云银自耕田二十三亩五分被减去了三亩。云银几次要求更正，不生效力。[26]
    在案例17中，如果王远孚的申诉为真，此案为典型的因棉稻轮作而导致的“分种”。仅仅“分种”一季的王洪川，以“长年分车”作为借口，要求获得“分种”土地的所有权。与此同时，且将王氏的另外2.4亩出租田一并收为己有。最有意思的还是王洪川指控王远孚雇用长工一人，王远孚完全否认。其实，这种否认并不一定能够成立，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分种”的王洪川自身就可以算作王远孚之长工。
    1947年，实岁为66岁的王远孚耕种19.6亩土地（排除宅基地以后），实属不易。从上引文的描述中看，王远孚种的主要是棉花，而不是水稻。由于水稻涉及灌溉，王远孚力所不逮，而种棉花，则可对付。1949年以前，南汇县棉花栽培技术相当简陋，“多数采用抛撒，俗称‘抛天花’，一般不施基肥，出苗后锄草2-3次，间苗只在锄草时用锄头角勾掉，没有移苗补缺、整技、打技的习惯”[27]。正因为人们采用粗放的棉田管理，所以费工不多，王远孚似乎可以勉强对付。只有在黄梅季节，杂草丛生时，需要组织人力锄草间苗。
    从这份申诉材料看，王远孚确实不够“半地主”，所以王远孚一再据理力争。据王远孚称，王洪川的所作所为，得到乡长陶家根、民兵分队陶家龙、干部徐凤楼的支持。也正是因为现在这些干部全部被撤换，王远孚才得以向区政府申诉。区政府派员调查确实后，通知乡政府改正，“乡长置之不理”。无奈之下，王远孚将申诉写至李文如县长本人，以期此案获得合理解决。最后处理结果如何，因材料缺乏，不得而知。
    在案例18中，苏云银所要争取的是县政府给他划定的“半地主式富农”，而不接受村里划的的“地主”。其实，从此后几十年的经历看，“半地主式富农”并不比“地主”的命运要好多少。由于苏云银的表现极不老实，所以被村干部指挥民兵将其“束缚吊打五次，云银气绝三次，用冷水喷苏”。在接到苏云银的申诉信后，李文如县县写信给大团区公所，要求调查此案。大团区公所复函，坚持原来的立场，不给苏氏改划成分，却不说明任何理由。在当时情景及氛围中，划分一户地主，看来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
    五、“押租”的性质
    回到案例1的讨论中来。在张保山的材料中，他指出顾秀英“有农村房子出借14间，每年收房租5.6斗，可抵出（召）田8亩”。本文曾经指出“出召田8亩”的含义在于将此8亩“土地”与顾氏实际占有的土地合计，就可以达到40亩这一地主划分的标准亩数。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何以8亩土地只能收到5.6斗（白米）的低地租？换句话说，在南汇县，何以每亩土地只收7升白米或1.4斗稻谷的低地租？
    在南汇县，民国时期的水稻种植也是相当粗放的，产量不高，以1949年计，水稻亩产为232公斤。[28]1953年，就在顾秀英所在的六灶区，水稻亩产为430斤[29]，与1949年全县的粮食亩产接近。依照当地150斤一石的折率计算[30]，大致地说，在1949年以前的几年间，南汇县六灶区其成乡的水稻亩产大约为稻谷3石，白米1.5石。每亩0.7斗白米的地租率，只占粮食产量的4.7%，只够用来交纳田赋。
    白凯（Kathnyn Bennhandt）已经正确地证明，到1949年，江南地区的实际地租，已经相当低，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地主，基本上收不到地租了。[31]顾秀英的情况大体如此，除去田赋后，出租土地几乎没有收入。14间房屋的租金也相当低，5.6斗白米最多只能维持一个老妪3个月的生存。虽然顾秀英还有部分自耕的宅基田有些收入，但不会太多。依此数据计算，仅仅依靠土地和房租，顾秀英要维持生计都相当困难，更何况，她还要支撑一个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所以，在1947年以前，顾秀英的土地并不是出租，而是以“分种”的方式自己经营。她将土地“分种”给他人，在农忙季节不为雇工及“分车”提供酒饭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获得50%的农作物分成。24亩土地合计可产36石白米，扣除部分农本（如果有的话），至少每年收获白米30石，对半分成，顾秀英可得白米15石。这一收入基本可以维持全家的开支。
    顾秀英家的变化是这样发生的。由于嫁女，她耗光了家中的积蓄，并开始有了欠债。加上儿子大约在1946年或1947年考上大学（1951年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家中的开支突然增加，顾氏日益感到收不抵支。无奈之下，她决定出售部分土地，而不是出租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