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镜环等24人的姓名从此不再见于南汇县土改档案。从上引文字看，这24人不是普通农民，可能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至少其中有人是乡村中的知识分子，所写申诉文字基本流畅，且用钢板誊印。最重要的是，这段看似简单的文字，解读起来并不容易。本文根据引文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引文的叙述顺序，分别阐释如下。
    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中称：“浦东地瘠，而农民颇耐作苦。种稻者曰水田，种棉花、黄豆者曰旱田。今岁稻，来岁花豆者，曰翻田。”可见至少从清代末年开始，南汇县就是采用棉稻轮作制度的。新修《南汇县志》将这一轮作制度上溯至清代嘉庆、道光年间。[19]
    采用棉稻轮作暨水旱轮作的方法，既能够有效地消灭棉田中的病虫害，还能够为棉田带来肥源。详细论述，可以参见李玉尚最近完成的有关研究。[20]本文的问题与灭虫及施肥无关，重点讨论稻田之水。众所周知，种植水稻需要大量的灌溉水源。在江南地区，水源的取得本不成问题，然而，在南汇县，由于地形的缘故，那些离河道较远的地区，抽水颇感困难。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在上引文后，又有如下记载：
    翻田必以牛犁，余则或以牛，或以人。人日耕一亩，率十人当一牛。水田用车戽水，近浦通潮易为力，其潮夕所不及者，岸峻，水车陡立，非五六人不能运。夏日男女之声相闻，邪许之声相闻。有不用人而以牛运者，其形如轮，横辗以转水车，俗名牛车。（钦志参胡志）
    雍正年间的《分建南汇县志》为钦琏所修，乾隆五十九年的《南汇县新志》为胡志熊修，这就是所谓“钦志参胡志”之由来。由此看来，南汇县境用人力或牛车戽水的习俗源远流长。很显然，上文一再提及的“分车稻田”一词的由来也是源远流长。正因为稻田戽水的不易，也可以说是相当困难，使得案例15中，阮立中在担任村长后，不得不将佃入稻田的戽水工作“包”给他人来做。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汇县的耕作制度中，水稻并不如棉花重要。光绪《南汇县志》卷二十《风俗》继续说道：“浦东宜棉不宜稻”，“傍浦种秔稻者十之三，种木棉者十之七。”按照新修《南汇县志》作者的说法，南汇县“七分棉花、三分水稻”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发生之前。“抗日战争前，棉田面积一般占秋熟作物面积的70%左右”。抗日战争中，由于棉贱粮贵，棉田面积减少。到1949年，全县粮棉面积约各占一半。[21]据此可知，南汇县“棉七稻三”的格局，并不是指“傍浦”地区，而是全县。问题是，如果南汇县的棉田面积真的能够达到秋熟作物的70%的话，那么，棉田与稻田的轮作就不可能是一年一茬的了。
    上引李玉尚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奉贤县和嘉定县，棉田与稻田的轮作不是一年一轮，而是种两年棉花，植一年水稻。奉贤、嘉定两县与南汇的自然环境极其相似，推测三县的棉稻轮作制度也应相似。在这种制度下，所谓“分车稻田”就不可能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断断续续的，隔两年种一季的。即便确实存在一年一轮作的棉稻轮作，也不可能年年“分车种稻”。这就是案例16中所引潘镜环等24人所强调的“短期的分种不能作出租论的”关键所在。
    本文同意潘镜环等24人之观点，却又不以其观点为满足。这是因为，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分种”之农户只能隔年种稻或隔两年种稻的话，闲时的劳力如何安排就会成为一个问题。或有人说，一户农民可以同时“分种”多户业主的稻田，正如一户佃农可以佃种多户地主的田地。通过错开的时间安排，“分种”的农民可以进行劳力资源的最佳搭配。这一推论确有其道理，但是，我更想从文献的记载中指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在植棉的季节里，不种稻的农民有可能成为业主的雇工。
    民国《南汇县续志》卷十八《风俗》对于棉田管理上的雇工活动，有如下生动而详实的记载：
    不种田而佣于人者为长工，佣一年者为长年，半年或四个月者曰忙月，种田少而以余力代人耕者，男妇皆往，曰散工。散工必先为自己田内做卯时，日上三竿，始往主家早餐，既饱乃相将下田，俄顷昼饭，人给肉五方，名曰梅花肉，蔬菜称是。下午点心，日未落即归夜饭。先犒于酒，膳用鱼蛋，必醉饱而散。中间坐而吸烟者八次。一日力作不满三时，其余闲坐而已。至黄梅雨多，草裹棉花，则四出招人工，价增至三百文，于是孩童稚女，力能胜一锄者，无不往取值焉。
    虽然这一记载相当鲜活，却还不如同书同篇记载的另一首《挞花谣》来得形象生动。歌谣称：“黄梅十日天不好，不见棉花只见草，中间难得三日晴，到处佣工如觅宝。东邻请人堪绝倒，五点梅花总嫌小，西邻请人不用忧，马屁拍惯长工头……”歌谣很长，恕不赘引。这些记载可能会有夸大其词之处，但确实反映了南汇县棉田管理的忙季中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难题。很显然，在劳动力奇缺的农忙季节，最有可能成为“分种”棉田中的雇工的，当然是历年的“分种”者。
    在案例16中，潘镜环等认为“分种”“是包含一种雇工的成份在内”的，是基于以下理由。当业主供给稻种、肥料，并在生产的主要环节供给劳动者酒饭时，收获时业主得六成，出劳力者得四成。如果不供给酒饭，则与出劳力者对半分成。按照潘镜环等人的理解，那一成的产量，实际上是作为雇工工资计入成本的。如果扣除稻种和肥料，业主所得可能只有五成或不及五成。在江南地区，传统时代的水稻生产，其产量是由氮肥投入水平决定的。施肥越多，产量越高。然而，从整体上讲，南汇县的水稻种植相当粗放，产量较低，这与水稻施肥较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