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宗教、祭祀与宗庙制度
    对商代宗教观念与宗教活动的深入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了解商代社会的关键。由殷墟卜辞中能够感悟到，商人宗教发展阶段实质上已由自然宗教（亦称自发宗教）发展到了人为宗教第一阶段的民族宗教阶段。此时商王室故去的祖先已被奉为商民族与国家之神。同时商人还在思索、寻求一种在能力上超出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统一世界的力量，在此过程中所创造的神即是"上帝"，但它只是此种思索不成熟的产物。于殷墟卜辞中频频出现的"上帝"早就引起学者们的注意。30年代初，傅斯年即据卜辞、西周金文与文献评论过殷周之际帝天观念的演变[118]。50年代中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出版，其中亦专有几节论帝，总结了商人上帝之权威，并认为当时上帝不受祭。但迄今对卜辞中有关上帝内容所作最系统、全面解说的论著，还应说是胡厚宣的《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119]。文章论证了上帝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王形象在天国的反映，而且将卜辞中的"王帝"之称解释为是死去的帝王，为王权神化的表现[120]。文中亦主张上帝不享祭。这篇论文的见解长期以来被学者们所信从，于多处被引用。但近年来陆续有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1990年晁福林在《论殷代神权》[121]一文中，认为在殷代尚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王权，天上也未出现至高无上的神。1993年笔者在《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122]一文中，亦根据卜辞资料与宗教学理论提出上帝虽在商人神灵系统中地位崇高，但并未与祖先神、自然神形成明确的上下统属关系，故并非至上神。由于对商人上帝的研究是对殷代宗教研究的一个重点，牵涉到对古代中国宗教与思想文化的认识，研究者间尚有较大的分歧，这显然需要在今后加强讨论。
    在商代祭祀的研究上最重要的成果，是董作宾对周祭制度的研究。1945年董作宾公布卜辞中有一种用五种祀典轮番祭祀其祖先、周而复始的制度，他称之为"五祀统"[123]。有的学者评价这一发现是"他把那散落在沧海里的珍珠，从深水淤河里捡出来，再穿贯成恰到好处的项圈，这真是一个伟大而精细的工作"[124]。董氏的见解后来又经岛邦男[125]与陈梦家作补充与修正，陈氏并称之为"周祭"[126]。1968年许进雄《殷卜辞中五种祭祀的研究》一书出版，系统论证了周祭之特性，受祭者之资格，重新排定了祭谱，在祀首拟定上与诸家以"肜祀"、"祭祀"为祀首不同，而是以翌祀为祀首[127]。这方面最新最重要的成果是1987年出版的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一书[128]，因是在以上诸家工作基础上所作，搜集材料更为齐备，论证亦更为精密，因而纠正了前此诸家不少错误。本书还进一步论证了黄组卜辞（及商金文与雕骨刻辞）之周祭有三个系统，应分属三王，这对甲骨分组、分期及确定帝辛卜辞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陈梦家的《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29]系统考证了卜辞诸祭名内涵。张秉权《殷代的祭祀与巫术》[130]一文，分析祭祀对象、种类、用牲与场所，全面检讨了卜辞中的祭祀制度。此外还有一些论著对卜辞中所见的一种或几种祭礼作专门研究，如胡厚宣对四方风神祭祀的研究[131]，张政烺论田为祭田祖之祈年祭[132]，宋镇豪、常正光对"出日""入日"之祭的考察[133]，连劭名对"血祭"的研究[134]等，都有独到的见解。
    至于卜辞中所常见到的作为祭祀对象之神主其"示"的类型与内涵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新的进展。1985年杨升南发表论文[135]，认为商王直系为"大示"，旁系为"小示"，大小示在受祭的礼数隆盛程度、宗庙保存与配偶受祭与否上有不同待遇。但大示的含义是否如以上传统看法为直系先王，近年来已有学者提出异议。如1982年曹锦炎著文认为大示为上甲至示癸六示，并非直系[136]。1989年笔者提出大示只包括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六先王，小示仍解释为旁系为妥[137]。
    与祭祀制度研究相联系的是宗庙制度的研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将商王室宗庙作了类型的分划，并具体讨论了各类宗庙及附设祭所的庙主、功能、结构等问题，为以后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继陈氏后，金祥恒、杨升南、晁福林先后有文章专论或涉及商王室宗庙制度[138]。1990年笔者亦有专文讨论商王室宗庙的设置原则与意义，附属祭所的作用及宗庙制度对王室统治的作用，内中涉及宗庙占卜等问题[139]。最近石璋如在作殷墟建筑基址复原研究时，联系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甲四、六、十二、三基址分别是祭上甲、三报二示、大乙至祖丁九示、及它示（迁殷后诸王神主）的宗庙[140]。石氏还有文章认为乙二基址为早期的右示（祭先公远祖及自然神所在），乙一（黄土台）为传说中的"高宗"[141]。这是第一次具体地将殷墟建筑遗存与卜辞中所见到的宗庙相联系。存在的问题是这样做不免有较多的推测成分，而且卜辞中的宗庙与殷墟建筑基址的关系似应该是在对整个基址群（甲、乙、丙组）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6.商代的历法与地理
    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142]。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143]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