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姑娘出嫁是否尽人皆知？《元史》、元人文集及其它元代文献都无记载。须知，这个姑娘并不是什么皇室之女，只是蒙古伯岳（牙）吾部一贵族之女，不值得大书特书。更重要的是，《经世大典》这段公文是地方官向中央请示出使人员口粮分配问题，那三位使者是主要负责人，非提不可，阔阔真姑娘虽然显贵，但与配给口粮无关，无需提及。至于波罗一家，更不在话下。但若无马可书的记载，我们将无从得知这三位使臣出使的缘由了。拉施特《史集》中简要地记载阿鲁浑汗之子合赞迎娶阔阔真之事，说"遇到了火者[俄译讹作"官员"，波斯原文为XWAJH]及一群使者"[4]，这证实了马可所说三位使臣中只有火者还活着的话。总之，从《游记》的记载中，我们才能对《永乐大典》那段公文和《史集》中的有关记载有个清楚的了解。过去也有不少人看过《站赤》这一段公文，可能由于未和《游记》的记载联系起来，因而未能充分利用这一重要资料。正是由于这一资料，才能从汉文记载中证实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伍德博士认为马可所说借自其它资料，但未指出何种资料。实际上，正是由于马可书中的这一段记载，才使《站赤》和《史集》的看来毫不相干的两处资料结合起来，得到圆满完整的解释。
    （二）王著叛乱事件，《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1282年4月16日），正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但当时在大都，会听人（西域人或蒙古人）向他转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而非其本人所见（第146-147页）。我们承认马可未在出事现场，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他的记载虽不及《元史》翔实，但比之《史集》所载并不逊色且有其独到之处。
    马可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或作Chenchu、Chencu、Tchentcho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或作Vancu，Wang-tcho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过去中外学者多以Vanchu为《元史》之王著，但马可明言此人为管领万人的军官即"万户"官；而Cenchu则为一千户官，汉文译者或称其为陈著（冯承钧），或称其为张库（张星烺），或称张易（李季），或称陈国（魏易）。但陈著、张库、陈国《元史》皆无其人，只译音近似。张易虽有其人，但未直接参与其事，译音亦不合。Vanchu译音虽与"王著"最近，但非主谋，只是"从犯"。这使马可书注释者感到难解。其实，早在1927年，英国学者穆尔（A. C. Moule，或译牟里、慕阿德）即指出，Cenchu是千户译音，即指王著，Vanchu是万户译音，即指其同谋者高和尚。这就和《元史》记载基本一致[5]。《元史·阿合马传》说王著"以所袖铜鎚碎其（阿合马）脑，立毙"，马可说Cenchu（千户，即王著）用刀砍下阿合马的头，虽所用武器不同，但效果则一，这就够了，足以说明马可当时是在大都听人说的。伍德博士虽然知道穆尔和伯希和对Cenchu和Vanchu身分的确证（Identity），但并不重视，仍然认为王著（她写为Wang Zhu，并附括号Vanchu！）之名有些神秘，马可此处所述人名、事迹混乱不堪，与《史集》所述同样混乱。又说，穆尔把Vanchu作为万户，但Wang Zhu（王著）据中文记载是千户而不是万户，仍然是混乱不清的。可见，她仍和汉译者一样，认定Vanchu即王著（Wang Zhu）的译音，这当然纠缠不清了（第58页）。她的结论是，马可所述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又一次引用傅海波教授的依靠波斯或阿拉伯旅行指南说（第146-147页）。到底是谁纠缠不清、自造混乱，读者自会公断。
    至于《史集》记载此事，倒有些不太清楚。它把发动事变的主谋称为高平章（Gau Finjan），说高是阿合马的同事，对阿合马很嫉视。他和一个装死又复活的汉人同谋，杀死了阿合马[6]。显然，这是把高和尚一人混作二人，而对王著则一字不提，远不如马可波罗的记载。这更可以证明，马可波罗是在事发后不久在当地听人告诉他的。
    以上二例，是马可波罗亲身经历和亲自听说的，足以证明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至于他书中记的所见所闻、为其他与之同时或先后的西方人所未记载的，也为数不少，不胜枚举，可以写成书或若干篇论文，已经有人做过了[7]。但在怀疑或否定论者的眼光里，这些都不值一顾：或就马可所遗漏的事物加以指责，或对马可明确记载的事件指为抄自它书或旅行指南而又举不出任何一部书或指南来。倒是傅海波教授说得好，在没有举出确证以前，还应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三、版本问题
    为了否定马可波罗书的真实性，伍德博士在该书的版本上也有一些说法。
    马可书的版本或译本确实很多。据穆尔与伯希和的统计，在本世纪30年代末已有抄写稿本及印刷本143种，伍德博士说还有7种分散的有关的版本。她说，这些本子所用语言或方言不同，出现时代从1351年到19世纪，而原始的稿本即马可波罗和他的笔录者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或Rusticello）签名的那本早已失传，其中既有抄录者的错误，又有辗转抄写者的以讹传讹，使之愈加混乱；而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及一些稀奇的域外名称，随着时间的流逝，距当初的事件及原稿年代的悠远，更使现存的百多种稿本内容极不一致（第43页）。她引用了两位学者对多种版本做的电脑分析结果：一位学者就语汇的极端分歧，认为可能有另一位代笔人（指如鲁思蒂谦诺--引者）（第47页）；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有一串人根据其惯用的语词参与工作（第50页）[8]。伍德博士说，由于马可书原稿早已遗失，这些被分析的版本都非原著，其分析结论还难以绝对证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对中世纪东方认识的迅速扩展，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即现在残存的版本中，有许多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窜改的东西（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