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茶叶马可书中没提到茶叶，这又是伍书中怀疑的一点。她说，杭州街市中茶馆很多，他们一家应该光顾品尝，即使不去，也不应毫不提及；很难想像，一个在中国住了17年的人竟对此大众饮料不予理会（第71-72页）。按，傅海波教授在指出此项空白后说，这可能因为马可不爱喝茶或蒙古人没有招待过他茶。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伍书未引用。奥勒斯吉说，马可波罗对他本国人不了解和不赏识的事物就不愿谈，这可以解释他未提茶的原因。对此，伍书也只字未提[13]。笔者在反驳克鲁纳斯那篇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的文章中说："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此文转载在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中，伍德博士是看过的，却没有评说。此后，黄时鉴教授发表《关于茶在北亚和西域的早期传播》[14]一文，精密细致地补充了笔者的看法。此文她可能未曾寓目。
    （五）缠足晚于马可波罗来华的意大利方济各派教士鄂多立克（FriarOdoric of pordenone）曾提到蛮子省（南中国）的妇女以缠足为美，而马可书中却无此记载，伍书认为不可理解。她说，如果代笔人鲁思蒂谦诺认为煮茶一事不可信或对之毫无兴趣而不予记载的话，为何对妇女缠足这一奇特风俗也置之不顾呢（第72页）？她随即对缠足史作一简述：缠足在宋代（960-1279）上层社会妇女中已盛行，至20世纪初叶，除最贫穷农家妇女须在田间劳动而不缠外已遍及各阶层，但满族与蒙古族妇女则不缠足。她说，也许可以为马可波罗辩解说，假定他们一家在中国的话，那时缠足还不普遍，而缠足妇女因不能远行，使外国旅客很难见到；也可以说，由于汉族妇女处于封闭状态，马可波罗很难见到上层妇女，他描述的只是地位低下的不缠足的商人妇女，她们可能为夸耀其富有而遛街，遂为外国人所见，马可波罗可能在蒙古统治的松弛日子里见到不缠足的妇女吧（第72-73页）。说了这些似乎为马可波罗开脱的话后，伍书话锋一转说，尽管如此，鄂多立克却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南中国妇女缠足的情形。很难设想马可波罗见不到这种情形，而虔诚的、无权进入像马可波罗宣称的上流社会的鄂多立克反倒能略述其情（第73-74页）。
    关于缠足，中国的零星记载和专著很多，不必多说。大致是，北宋神宗时期（1068-1085）已有此风，尚不普遍，至南宋则流行较广，但仍限于上层社会及大城市中，且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到元朝，则南方妇女也相率缠足，"以不为者为耻"了[15]。但北方在辽、金、元统治时期，契丹、女真和蒙古族妇女不会缠足，统治者也不会提倡，流风所被，对社会当会有一定影响。张星烺先生说，辽、金、元的统治者，"鄙弃汉人风俗。淮以北，南宋时，人即多改胡姓，衣胡服，操胡语。缠足一端，吾人亦可推想当时北方未必为习尚也。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记载，亦以北方为最详。当其官南方时，富贵人家之妇，或甚少见，或因记载简略，而有缺也。泰定帝时（1324-1328年），高僧鄂多力克《游记》所载妇女以缠小足为美一节，亦在杭州所见者"[16]。这些话值得重视。至于鄂多立克为什么能看到妇女缠足，可能因为：1.他是从海道抵达广州，到福建的泉州、福州，北上至杭州和南京，经扬州沿大运河北上至大都的，在南方停留时间不会太短，因而能看到缠足的妇女。2.据他说，他在杭州停留时，曾向基督徒、撒剌逊人（回回）、偶像教徒及其他人等打听该城的情况，并由该地与他同教派的4人带他到佛寺参观访问，关于缠足情况可能从这几人处得悉，甚至亲自看到。他说，他曾"经过一个贵人的院墙下"，这个贵人有50个少女侍奉，关于留长指甲是生长名门的标记及妇女以缠足为美的描述紧接上段记载，可能是亲自听到或见到的[17]。
    可注意的是，统观他的《东游录》，所到之处虽不少，而且是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但很少记载工商业繁盛的情况。讲到蛮子省，他只笼统地说："此邦的百姓都是商人和工匠。"这是指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国。他到广州（他称为新迦兰，censcalan），见到的是偶像教徒、极大的船舶、大鹅、以蛇宴客；在泉州见到的是基督教堂、偶像教徒、各种生活必需品，特别是糖；在福州则见到公鸡和无羽的母鸡，用水鸟（鸬鹚）捕鱼；在杭州（cansay，行在）这个他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中，他看到和记载的也只是人口多、桥多，有基督徒、伊斯兰教徒、偶像教徒。在统计了人口数目后，仅说："此外有基督徒、商人和其他仅从该地过路者。"在扬州，他提到有聂思脱里派（景教）教堂、基督徒和盐税的收入；在一个叫索家马头（Sunzumatu）的城市，提到盛产丝和有大量商货；他在汗八里（大都）住了3年，有6章描述元代国都情况，但除了描绘大可汗的宫殿及其生活，还有他和他的同教徒在皇宫中的职务外，竟无一语提及该城工商业的情况[18]。而马可波罗每到一地，必大谈该地"人民以经商和手艺为生"，"人民多以经商和做生意为生活"（Cacanfu，河间府）；长芦镇（Cianglu）的盐及其制作方法；距长芦镇五天路程的济南路（Ciangli，伯希和勘同为德州），沿途经过许多城市集镇，商业兴旺；离开济南路向南走6天，经过许多富庶繁盛的集镇城市，人民以商业和手工业为生[19]。如此之例，不胜枚举。这只是北方的情况，对鄂多立克所到的南方城市如泉州、福州、杭州等处工商业繁荣发达情景的叙述，更是饱含激情，大书特书。原著俱在，人所共知，勿庸赘述。
    列举以上絮语，旨在表明，二人的身分不同，兴趣不一，视角有异，对所见所闻的事物自然各有侧重，记载或详或略，不能要求一致。以一方所记为准，因对方失记或误记而指责之甚至宣布其为抄袭或伪书，在情理上或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