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博士既然认定马可波罗所用的是二手资料而非其本身见闻，则其本人的未到中国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那么，马可波罗这些年到哪里去了？请看伍德博士的答案。
    她的第一句话是：不幸的是，假若马可波罗不在中国，在1271到1295年间他究竟在哪里却无可证明。随后，她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序言》中所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的第一次东行并遇到某些贵人事，是唯一具体的实证。他们家中的"金牌"（作为颁布给使臣的通行证--引者）可能作为与一蒙古君主（虽然不一定是忽必烈汗本人）有过高级接触的实物见证。他家族中曾为金牌问题发生一次争论（在《寰宇记》完成后的1310年），"或许"（might）是由于马可波罗并未到过中国而他却声称去过[因而要求一件金牌]；"或许"他父亲和叔父到东方作了一次冒险旅行，得到几个金牌回来，而马可波罗在狱中却窃取其名，写于书中，作为自己的荣耀。她又指出马可波罗的叔父玛飞（Maffeo，一作Matteo，汉译玛窦--引者）在1310年的遗嘱中暗示过马可波罗曾觊觎这些金牌中的一枚。她说，不管他们家族中有多少金牌以及马可波罗是否从大汗手中得到一枚，写在遗嘱中的这一争论似乎更有特殊意义（第148页）。言外之意无非是说，马可波罗既未得金牌，当然未到过中国；反之，既未到中国，当然不会有金牌。
    遗憾的是，伍德博士在书中虽然三次提到金牌之争（第118、130、148页），却没有注明玛飞遗嘱的出处。据亨利·玉尔书，玛飞的遗嘱写于1309年2月，已不存在，仅从他处引文中得知其曾将1000里尔（lire或lira，威尼斯币名--引者）公债留与一名马可波罗（又称马可利诺，Marcolino）者。可能伍德另有所见吧。即使如此，伍德对此事也只是用"或许"等词表述而未能作肯定的判断。而且，伍德在此前论及此事时也说，为马可波罗辩护，也许可以这样说，既然有几枚金牌给他父亲和叔父，假若如他自称是与他们同行的话，他最低也有资格得到一枚（第130页）。可见，单凭她所引用的含混不清的遗嘱词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在把《寰宇记》分为两部分，即《序言》中记他父亲和叔父第一次东行（她认为可信）和马可波罗参加的第二次东行（她认为是传说和地理、历史记载的混合物）后，她再次对此书的资料来源作一概括。她认为，一是来自家庭：他家中对近东及近东以外情况的熟悉以及他父亲和叔父到蒙古哈拉和林（即和林。本书屡称波罗兄弟到和林见忽必烈，不确--引者）的旅行，会提供不少资料和[对他有价值的]出发点（即前文说的跳板--引者）。他在克里米亚的家和君士坦丁堡的营业寓所，会得到一些有关域外、供旅行和经商的波斯文指南书、地图和历史等资料。二是来自书籍：《寰宇记》和拉施特《史集》有关中国的记载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一定有共同的关于地理和蒙古历史的书面资料以及关于东方的奇事如长老约翰、火鼠（Salamader，即石绵，中国旧称火浣布--引者）等的口头传说（第149-150页）。
    伍德博士虽不厌其烦地追究《寰宇记》的史源，但对马可波罗究竟在哪里，却只能说"不幸"而无从落实。本来是到过中国，硬说没来，所以很难自圆其说。既肯定或怀疑其没到中国，却又不能确定其在20余年间的所在。笔者见到有的报刊转载伍德此书的概要说，那时马可波罗可能是住在他们家族设在黑海东岸或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贸易站。但伍书并没有这么肯定，只是说马可波罗大概最远不过到过上述的贸易站而已（第150页）。
    假如上述两地为《寰宇记》的信息来源一说尚可接受的话（因为马可波罗来华时会由该地出发），那么，波斯文指南和拉施特书一说就很难讲通了。因为，不仅迄今谁也没有见到过波斯文指南书，即令见到，也应两相对照，分清是非。对此，伍德博士也只得用"不幸"来解脱了。至于拉施特《史集》的来源，史学界已有定论，那是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已有历史著作，蒙古文的《金册》等文字资料，通过蒙古人孛罗丞相、两位中国学者和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人士，由拉施特总编而成，这些资料马可波罗是既无机会也无能力得到和读懂的。如前所说，王著事件二书所记就不相同。至于因其和白图泰所记巨形鸡相同而断定《寰宇记》和《白图泰游记》同出一源，更是以偏概全。二人先后到过中国，所见事物相同，各自为记，乃自然之事，何足为奇。果如所言，似乎白图泰也没到过中国了。
    总观全书，伍德博士虽用力甚勤，多方论证，但给人的印象是揣测、推论的多，实证的少，说服力不强。马可波罗的书确实有些错误失实、夸张虚构之处，如说蒙古攻陷南宋襄阳是他们一家之功，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与中国文献记载和拉施特《史集》不同，显然是自我吹嘘。但其所记内容则大致不差，说明他是在中国听到的；由于与《史集》不同，说明他和《史集》不是一个来源。关于在扬州做官三年之说，也很难找到证据，有的版本说他"居住"三年。其它的错误也不少，有的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有的是记忆失误，有的是不通汉语所致。但其中确有不少记事准确可供参考并与汉文记载可相互印证之处。如断罪体罚以七为准（即笞、杖七、十七……一百七），这是元朝刑法的特点，其它的西方记载皆无，为本书独有（当然不能以此责难其它记载）。又如书中记镇江说，耶稣降生后1278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有一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名马薛里吉思（Marsarchis）者在此城任官三年，建两座基督教堂。马薛里吉思《元史》无传，也不见于《元史》中的本纪、志和其它列传中，不是重要人物，但在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年）所修《至顺镇江志》中却有几处提到他："马薛里吉思，也里可温（元代称基督教徒）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将军、镇江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因家焉。尝造七寺。"[28]人名、年代、教派、建寺都与马可波罗所记符合（马可称建寺二所，可能只见到二所，或其它为以后所建）。如此之例，尚有多处，若非在中国亲见或亲闻，何能如此巧合。若说是抄自波斯文指南，试问，哪有如此内容丰富的指南书可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