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承认，伍德博士这些说法有些是可以接受的。穆尔、伯希和在为《马可波罗寰宇记》写的《绪言》中也有类似说法。他们指出，马可书的真版（原版）是个奇异复杂的问题。此书可能流行一时，颇有声誉，但这一声誉不仅未使它得到珍藏保护，反而毁坏了它，以致没有一本遗存的稿本称得上是完整的或正确的。不仅如此，经过检查的稿本中，都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似乎这些稿本都来源于一个稿本，但非原稿，而是一个早已残坏的稿本。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即令原稿完整，也可能有（实际上也有）一些严重的未经改正的笔误，它是用粗陋的、夹杂着不少意大利文的法文写的，连当时译者也有些困惑难解。因而每个抄写者由于受其个人观点和切身利益或意图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自以为是，对该稿加以省略、摘录、意译，造成不少错误和错译。结果是，在我们检查过的近120部稿本中，没有两部是相同的，这并非夸大其词[9]。
    双方在认为原稿已佚、现稿有误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着重点不同：前者强调的是，现存稿本是后人增添的；后者则认为，现存稿本有许多遗漏和错误。前者的目的在于否定马可书的真实性；后者的目的在于填补该书的缺遗和订正其错误。因而，前者写了一本否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书；后者则综合各种版本，出了一部百衲本式的《马可波罗寰宇记》，并写了一部极有功力的《马可波罗注》。孰是孰非，应由事实来说话。
    阿合马被杀事件，仅见于拉木学（G. B. Ramusio 1485-1557年，也译赖麦锡）意大利文译本。如前所述，此本最接近历史真相，伍德博士却对拉木学本横加指责。意大利马可波罗研究专家拜内戴托教授（L. F. Benedetto）仔细分析了拉木学版本，他认为该版是在意大利历史学家皮皮诺（Fr. F. Pipino，一译劈劈奴）的拉丁文译本基础上并增以其它稿本的重要记载而成[10]；穆尔、伯希和引用拉木学的原话说，他从友人处借到一本古老的拉丁文稿本，与其它稿本比较后，认为可能是从马可波罗的原稿中抄来的。他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它稿本编成一书。穆、伯二氏对此版本极为重视，指出阿合马被刺事件为本版独有，至关重要[11]。伍德博士则认为，拉木学本与皮皮诺本很不相同，他增加了许多生动夸张的故事，所述波罗一家返回威尼斯事，犹如阿拉伯的《天方夜谭》；他增加了许多不见于现存版本中的章节，虽然有趣却令人困惑，而且都不像出自马可波罗或鲁思蒂谦诺之手。她说，拉木学可能认为这样做会帮助其主角使其书更为丰满和有趣（第45-46页）。
    但是，对于仅见于拉木学本的阿合马被杀事件，她却未能指出是拉木学个人增添的，只是说，这是重述尽人皆知的故事（第137页）；或说，马可记此事件之不清是由于他未见此事，最依靠阿拉伯或波斯史料（第146页）；或说，这些二手资料也许不是马可本人之误而是别人所为（第147页）。总之，没有明确点出拉木学之名。如前所述，马可记此事之明确仅次于汉文记载，若非其本人在大都，是不可能得到这一消息的。
    当然，马可的书经过后人辗转抄写，笔误、遗漏、增添等情况也可能有[12]，但总是少数，不会影响本书的主体结构和内容，更不会抹煞本书的真实性。伍德博士和其他怀疑论者，也没有举出任何确切的资料证明此书是抄自阿拉伯、波斯的书或导游手册，只是做了一些揣测或推论而已。
    四、漏载释疑
    要求一部旅行记或地理志事无巨细、小大不弃一一记录下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苛求。以此为标准判断一本书的真伪，未免过于轻率。伍书却恪守傅海波教授的成规并加以发展，写出专章，指责马可波罗所漏记的事物。
    （一）瓷器马可波罗讲到福建刺桐（泉州）附近有一名Tingiu城出产一种碧蓝色（azure）瓷器，远销世界各处。这说明马可书中已提及中国的瓷器。伍书（第65-66页）却以伯希和对Tingiu的勘同（认为是浙江的处州，见其马可书注第856页--引者）及把azure认为是青瓷器色，都与Tingiu这一地名对不上号，而断言茶、瓷器、妇女缠足三者都被遗漏而令人困惑不解（第75页）。难道她真认为马可波罗未谈到中国的瓷器吗？这倒是个新发现！
    （二）印刷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但未提印刷术（第68页）；又说，马可讲到行在（杭州）风俗时，提到人死后其亲属用纸制人、马、骆驼、奴婢的像和纸币等焚烧以殉，但未说明这些是印刷品；马可所经城市如福建为印书中心，杭州有书商聚集的橘园亭等，马可皆未述及（第70-71页）。按，马可波罗曾多次提及纸币，当时纸币是印刷品，当然说明对此并不陌生。但他是商人子弟，正如伍书所说，他是以商人的眼光，习惯于注意商品情况如珍贵产品及货币价值等，与作为传教士的鲁布鲁克不同（第64页）。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怎能要求他说出印刷术这一名称呢？
    （三）汉字她说，传教士鲁布鲁克的《东游记》中，曾提到中国字（汉字）的写法，但马可书中却未提及汉字。意大利学者奥勒斯吉（Leonardo Olschki）对此事的解释是，像马可波罗这样缺乏文学的或精神方面创造力的外国人，很难接近或接受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伍书反驳说，很难想像，在一个发明了纸而文字又极受崇敬的国家中，一个自称在元朝做官的外国人，竟会不注意蒙古和中国的书法或对之毫无兴趣（第69、70页）。按，此说与实际情况不符。据《元史·崔斌传》，至元十五年（1278年）时，江淮行省的官僚（当指蒙古及西域人--引者）竟"无一人通文墨者"。元末文人叶子奇著有《草木子》，他在《杂俎篇》中说："北人不识字，使之为长官或缺正官，要题判署事及写日子，七字钩不从右七而从左土转，见者为笑。"当然，有些蒙古人和西域人还是读书识字的，不过为数不多。当时在各官府中一般设置翻译人员，有译史，从事笔译，有蒙古译史和回回译史（为西域人翻译）；有通事，从事口译，蒙古语称怯里马赤。因此，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至于拿马可波罗和鲁布鲁克相比，更是不伦不类。后者是学识渊博的天主教士，他不但注意汉字，也提到吐蕃（西藏）人、唐兀（西夏）人和畏吾尔人的书写方法，这是一个学者的眼光和兴趣。马可波罗是商人，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物产、工商业和一些奇风异俗。以他的文化水平，很难顾及文字尤其是难识的汉字，虽然他在使用纸币时也会看到上面印的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