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秘密教门兴盛的原因。
    秘密教门是封建社会农民和其它下层群众以宗教迷信为纽带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它根植于封建的小农经济，其兴衰枯荣，几乎与小农经济的发展同步。
    清初战争频仍，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有些则参加了抗清义师或农民起义军。在小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秘密教门赖以生存的条件受到影响，因而呈现萎缩状态，只有明季便在民间流传的几个教门组织，继续存在。
    经过康熙年间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到十八世纪初期，大量被抛荒的耕地重新得到开垦。流离在外的农民，又被重新安置在土地上。以往明藩王土地上的佃农，也因“更名田”的实施而成了自耕农。经过赋役制度的整顿和治河、蠲免、兴修水利等措施，小农经济获得了恢复与发展，在此情况下，秘密教门也开始复苏，在十八世纪更呈现出兴盛的状态。
    我们所说的小农经济，主要是指自耕农和佃农，即“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他们拥有的土地，既不大于以其全家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自耕农虽略有薄产，但通过全家人终日辛勤耕耘，也只是勉强维持温饱。佃农则更不如自耕农，他们只有少量土地或没有土地，主要靠租佃地主的土地，大部分收获要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往往“今日完租，明日乞贷”。
    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不起任何天灾人祸的袭击，很容易失去仅有的土地和微薄的财产。加之他们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相信天命，崇拜鬼神。既希望保有仅有的一小块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又希望能够使之扩大，得到更多的财产。他们身受地主的剥削或豪绅的压迫，还要遭受官吏的勒索，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因而又渴望得到权力，盼望“做官”。但是，对他们来说，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均无任何保障，因而只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神鬼的庇佑。中国民众又“于圣贤仙佛各种偶像，不分彼此，一例崇拜”。①常常有这种情况：刚刚拜过观音菩萨，又去吕祖庙焚香，并不知道谁为佛教，谁属道教，只要“有求必应”，便去顶礼膜拜。不过，在有清一代，对广大农民有吸引力的倒不是清政府提倡的佛、道二教，而是被严加禁止的“邪教”即秘密教门。其中既有信仰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秘密教门利用小农们求福惧祸的心理，向人们宣扬“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红阳劫乃是最后一个“大劫”，将有水火刀兵之厄降临，届时会“血流成河，白骨成堆”，给人们造成一种恐怖心理。又说，只要入教，便可以得到“无生老母”的拯救，回归到“真空家乡”，不但可以免于劫难之苦，而且能得到永生，不再堕于四生六道的轮回。当然，广大下层群众其所以受秘密教门的吸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入教可以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这一点不同于正统的佛、道二教。人们进入佛教寺庙或道教宫观，在对菩萨、神仙焚香叩拜时，不仅要有供品还要有香资等奉献。而加入秘密教门则不同，虽然教徒入教之初也要向师傅交纳“根基钱”，平时也要交纳“线路钱”等。但是，一旦自己开始传教之后，照样可以得到回报，向徒众们敛钱。许多教首藉传徒敛钱而发财致富的事例，对一般贫苦人民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所以，广大贫苦人民冒着杀头、坐牢、流放等危险加入秘密教门。入教对于下层群众来说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十八世纪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广大自耕农与佃农期望得到神灵庇佑以保平安的愿望更加强烈，那些通过传徒敛钱而发财致富的世袭传教家族的出现，更激起了人们加入秘密教门的狂热，从而出现了秘密教门十分兴旺与昌盛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