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三年，混元教教首刘松与刘之协将混元教改为“三阳教”，向徒众们宣称，刘松之子刘四儿乃“弥勒佛转世”，他们又寻找一幼童王双喜儿，捏名牛八，系“明朝嫡派”，弥勒佛降生之后，将“保辅牛八”。（27）牛八即朱姓，具有“反清复明”之寓意，为嘉庆元年爆发的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做了准备。
    第三，习武之风盛行
    秘密教门为了对付清政府的镇压，从乾隆初年起，便开始习武，教练拳棒，或与武术团体相互渗透。
    乾隆初年，河南巡抚雅尔图提到“豫省少壮之民，习于强悍、多学拳棒”，而“邪教之人专意诱骗此等之人入伙，以张羽翼。”（28）乾隆中期，教门开始同拳会等组织相融合，在山东临清一带出现了“义和拳”。乾隆三十九年清吏奏：“李萃曾以临清人李浩然为师，使授白莲教，改名义和拳。”（29）李萃乃清水教教首，同时又是义和拳拳会首领。清水教另一首领王伦，“以教拳棒往来兖东诸邑，阴以白莲教诱人炼气。”他还把徒众分为文弟子与武弟子。“炼气曰文弟子，拳棒为武弟子。”（30）所以，清政府官员对教门盛行习武一事，颇为忧虑，认为他们“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学习拳棒，”必然会“流为叛逆。”（31）
    第四，秘密教门在各地的蔓延
    十八世纪秘密教门在各地广为流传。东起山东、浙江，西到陕西、甘肃、四川，南到广东、贵州、云南，北到直隶、热河，到处都有秘密教门的足迹。比较重要的教门，有罗教、大乘教。大乘教中，有的属罗教分支，有的则与闻香教有关，如滦州石佛口王森子孙所传清茶门教，亦称“东大乘”。云南大理府鸡足山张保太（张宝泰）所传无为教，亦称“大乘教”。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流传的八卦教，又分为震卦、离卦、坎卦、艮卦、巽卦、乾卦、兑卦等，又从中分出清水教。在浙江流传着黄天教的支流长生教，和殷继南、姚文宇假冒的罗教，传入福建一支又称“老官斋教”。在河南流传着混元教、收元教、青阳教。张保太所传大乘教在传入四川后，又称铁船教、瘟船教，传入江苏的称燃灯教。在京畿一带流传着红阳教，在陕西、甘肃流传着圆顿教即悄悄会。此外，还有上述教门的分支别流及众多的小教门。
    四，十八世纪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
    十八世纪的中国，仍然处于完整的封建制社会。商品经济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尚不足以瓦解自然经济，从全国范围来看，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尚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比起上几个世纪并没有多大变化。有学者根据对元代王祯《农书》、明末徐光启《农政全书》和清代乾隆朝《授时通考》三部农书的比较，指出从元代到清乾隆年间，生产工具和动力均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动力仍然主要依靠畜力，生产工具也无明显变化，仍然是犁、锄等工具。虽然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制农具在锋利与耐用方面较前有所进步，但农具的样式与结构，仍无变化。（32）从社会分工的发展来看，也反映出当时中国生产力的低下。农村中，农民们仍然过着耕织结合的生活，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手工业生产，农业与手工业牢固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土地。）（33）
    社会分工的发展受到限制，自然阻碍了新阶级的出现。农业与手工业牢固的结合，当然无法产生专业的手工业者队伍，手工业得不到发展，商业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很难出现工商业资产阶级。十八世纪商人虽然不乏拥有巨资者，然而由于受到政府强本抑末政策与传统观念的影响，商人们把所赚之钱，并不用于发展工商业。他们或者到农村购买土地，成为封建地主；或者用来捐官，变成封建官僚；或者干脆挥霍掉。所以，十八世纪的中国，还未出现一个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的新兴资产阶级。再从农民阶级的情况来看，他们仍然属于封建农民而未发展为农民小资产者，即仍然是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这样的阶级结构，决定了当时社会生产关系必然是封建主义的，还不存在新的、更高一级生产关系产生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死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4）
    十八世纪的中国，由于生产力低下，还未出现新的更高一级社会形态产生的物质条件，只能在封建主义的道路上缓慢地前进，这就决定了当时中国农民阶级的历史命运，不是在新的先进阶级领导下，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而只能利用秘密社会这种原始形式的落后组织，进行自发的造反。纵观十八世纪中国汉族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都是在秘密社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康熙六十一年台湾朱一贵起义，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形式进行的。乾隆十三年福建建安、瓯宁的老官斋教起义，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清水教起义，乾隆四十二年甘肃河州王伏林领导的悄悄会即圆顿教起义，嘉庆元年川楚陕豫甘五省白莲起义等，都是秘密教门所组织、领导的。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县卢茂起义，乾隆三十五年福建漳浦县李少敏起义，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六十年台湾陈周全起义及嘉庆初年台湾小刀会起义，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归善、永安天地会起义均属秘密会党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