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平反冤假错案与恢复健全法制
    在个人崇拜时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逮捕和滥杀无辜，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蒙上一层浓厚阴影。消除这些恶果，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入新的建设时期的积极性，是当时苏共领导主要政治任务。
    1953年4月4日，内务部发表通告，指出根据“原国家安全部”的命令而逮捕的“医生间谍案”人员是违例和非法的，决定为此案平反，恢复这些医生名誉，被捕人员予以释放，并揭露为获取国家安全部所需口供材料动用了“不可接受的、为苏联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审讯方法”。紧接着“明格列尔案”也得到平反，战后因“克里米亚案”被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也被释放回家并恢复名誉。
    这之后全国各地要求平反的信件如雪片飞来，但能平反的案件却很有限，主要障碍在于制造这些冤案的内务部首脑贝利亚还在台上。不搬掉这个障碍，改变内务机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状况，便不可能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在处理贝利亚事件中，不可否认当时任苏共中央书记（几个月后为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起了主要作用，但这一切也是得到马林科夫首肯和支持的。据俄罗斯最新公布的《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是和马林科夫一起商量搞掉贝利亚的。他还提供这样一条材料：在征求其他几位苏联主要领导人卡岗诺维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人对处理贝利亚的意见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提出同一个问题：马林科夫的态度如何？（12）可见马林科夫对处理贝利亚事件立场之重要。事实上，宣布逮捕贝利亚的会议也是由马林科夫主持的。
    必须注意到这个事实：鉴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几十年的交往，特别在斯大林后期作为其最亲近的人两人之间有密切联系，加之马林科夫亲自参与制造了30年代、40年代一系列冤案，如果以为马林科夫不知道揭露贝利亚及平反冤案对其政治前途的影响那就太天真了。因此马林科夫所采取与党和国家利益一致的态度是需要具备一定政治勇气的，当然这当中他也有迫于大势所趋和自保的因素。
    1953年12月贝利亚等人被审判和处决，由此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1954年春“列宁格勒”案件得以重新审查，5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这一案件受害者沃兹涅辛斯基等人恢复名誉。（13）就在这一年苏共中央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的工作。
    随着平反工作的深入也开始了恢复和健全法制的过程。斯大林后期，内务部享有至高无上不受党政机构监督的权力，诉讼程序被严重破坏。内务部“特别会议”包揽从侦查、逮捕、审讯直到判刑这一司法程序全过程，这是大量冤案产生的根源。1953年9月1日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法令：撤消内务部直属“特别会议”，并责承法院调查“特别会议”过去所判处的案件，以便对人犯减轻刑罚或予以释放，这是加强法制的一项重大措施。1954年3月改组内务部机关，大大限制其权力，同时加强党和国家机关对内务部的领导和监督。1953年底和1954年初在关于法院和检查机关的一些法令中恢复了检查机关的职权和扩大法院的权限。
    批判个人崇拜现象、提出集体领导原则、恢复和健全法制的工作尽管刚刚进行，但毕竟是对“斯大林模式”政治上高度集权于一人现象的冲击，其意义不可低估。
    （二）经济方面
    1、试图改变不合理国民经济结构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方面一个主要弊端是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而忽略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并教条主义地把是否坚持“重工业优先”原则与坚持马列主义划等号。1953年8月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 马林科夫开始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公开承认苏联在发展工业和食品工业、农业方面落后了。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因此“应当承认，在日用消费品的质的方面我们落后了”，不仅是质，“已经达到的消费品的生产量也是不能满足我们的”，其原因是“长时期以来，我们是把基本投资主要地用在发展重工业和运输业方面。1929-1952年，国家用于重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投资为8310亿卢布，而用于轻工业仅720亿卢布。鉴于此， 马林科夫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政府着重提出：“为了保证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速轻工业的发展”，包括更广泛地让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来参加消费品的生产，大大增加国家对轻工业、食品工业的投资。（14）用对重工业一样重视、一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