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重申列宁：“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政策”，主动修复与一些国家的关系。例如，斯大林时期曾不公正地对待南斯拉夫，不仅将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并于1948年宣布废除苏南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对南实行贸易制裁。斯大林逝世后，1953年4月29日，苏外长莫洛托夫接见南驻苏代办，商谈恢复两国关系，6月15日，两国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还和希腊，以色列重新恢复了大使级关系。此外采取了一系列主动行动和邻国改善关系。1953年5月30日、 苏联政府向土耳其宣布，它放弃战后对土耳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两县的领土要求，提议共同采取措施建立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1954年12月，苏联和伊朗签订关于调整边界和财政问题的协议，明确规定两国相互间再无领土要求，使战后一度紧张的苏伊关系缓解；1954年初苏联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苏向阿提供贷款和帮助建设一系列食品工业企业的协定；1953年底同印度签订了第一个长期贸易协定；1954年12月同芬兰举行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
    以上措施使得战后由于“冷战”序幕揭开而一度紧张的国际形势在1953-1954年间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而且自那时起，“缓和”（разядка）这个新名词开始在苏联报刊上确定下来。（27）
    二、首次冲击“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及其历史思考
    1955年1月5日，《真理报》刊登署名阿·库尔斯基文章：《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规律》，文中所谈到国民经济发展何为优先的观点，实际针对马林科夫加快轻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至于彻底摧毁“新方针”基础的，则是《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1月24日发表的《党的总路线和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文， 不点名地尖锐批评了马林科夫的政策。谢皮洛夫指责这些人“……声称，自从1953年以来，苏联经济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据说这个新阶段的实质是党的经济政策有了一个急剧的转变。虽然党一向强调发展重工业，但是现在据说重心已经转移到发展轻工业、生产消费品上去了……如果这种意见流行起来，会大大危害整个共产主义建设事业，这会破坏苏联的经济力量，削弱它的国防能力。”（28）
    就在此文发表的第二天，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猛烈抨击了马林科夫，口气之激烈无异于斯大林当年对待布哈林等反对派。他说：“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曾经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伟大的列宁所制定的全面发展重工业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现在党正在继续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在将来也仍然要坚决执行这条路线。”（29）他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我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问题上糊涂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一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则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30）赫鲁晓夫还发出号召：“我们必须进行斗争，反对那些认为现在可以满足于现有的重工业发展水平、可以集中主要力量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人们。（31）据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福尔采娃谈道，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等人径直批评马林科夫在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时犯了一系列政治错误，特别批评他在1953年8月第五次最高苏维埃常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评价马林科夫的这个讲话“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而是地地道道机会主义者的发言。”（32）
    除了政治和经济方针的错误外，还指责马林科夫在外交上提出的“新的世界大战将导致人类文明毁灭的”论点。莫洛托夫在会上说道：共产党人不应当害怕新的世界大战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而应当准备和动员一切力量在战争中埋葬资产阶级。
    这无疑全面宣判了马林科夫“新方针”的失败。在苏共中央1955年1月全会上，马林科夫作了两次检讨方才过关。2月8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宣读了辞职声明，承认了他关于工业发展观点的错误，他说：“进一步加速发展重工业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就在这次会议上，最高苏维埃解除了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从1953年3 月以马林科夫上台执政为标志所发起的对“斯大林模式”的冲击到1955年初因其下台而告夭折，虽然时间不到两年，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其对苏联社会以后几十年发展的影响也极其深远。
    1、“斯大林模式”在50年代后， 当苏联国内状况已不容许继续采用粗放发展的方式，且国际形势的主题已开始转换、世界技术革命浪潮正一次次兴起，其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更日渐显著。不改革“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优越性便将丧失殆尽。因此，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马林科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模式”所发起的的冲击--尽管仅仅是“冲击”，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它多年来第一次促使人们认真思考似乎不可动摇、绝对正确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探寻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对这种“探索”是应予以肯定的，而以往史家恰恰对此注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