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沪道派员会同税司完成“满洲”号的卸械工作，将拆下的俄舰军械要件装上南瑞兵船，由海关税司核对、封储。（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二月初一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6，第2页。）但日方对这次的拆卸仍不满意，拒绝将兵船“秋津洲”出口，认为仅将炮身后膛及军火取出，仍对日本商船构成威胁，要求“满洲”号卸去机轮要件。俄领事则以未奉公使指示，加以拒绝，并表示如卸去轮机要件，若遇风暴，有失控危险。（注：《外务部收日本内田使函》（1904年3月25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882页。）为此，沪道袁树勋一边继续与俄领事和日领事协商，一面请求外务部与俄驻华公使交涉，指示俄领事接受要求，以解僵局。（注：《收江海关道致外务部电》（二月初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6，第5页。）
    3月27日晚，沪道袁树勋接到外务部电文，告俄使同意以下解决办法：或将“满洲”号轮机拆卸，或将“满洲”号禁系码头，水手登陆，移置别处。上述两法之一，一旦实行，日军舰“秋津洲”号须在24小时内离沪。否则，“满洲”号将重行装置，恢复原状。在协商过程中，俄领事显然倾向第二种方案，反对在“满洲”号拆除轮机后移居江心。袁则极力说服俄领事接受第一种方案，指出“日使本欲令其兵丁强半登岸，因觅居不易，商拆行船要机，如虑风潮，不妨多加锚链。”（注：《收南洋大臣致外务部电》（二月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6，第13页。）30日，“满洲”号轮机拆卸完毕。“满洲”号上的水手除留下二三十人看守外，其余于当晚乘法国公司船只遣返俄国。（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二月初十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6，第13页。）日领事在查看拆卸工作之后，也于次日令日舰“秋津洲”出口。（注：《收上海道致外务部电》（二月十五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6，第14页。）至此，“满洲”号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二俄逃舰“阿斯科”号和“格罗苏福意”号卸械交涉事件
    1904年8月10日，日俄舰队大战于旅顺，俄方败绩，俄雷艇“格罗苏福意”号和巡洋舰“阿斯科”号于12日来沪躲避。与此前“满洲”号在日俄开前之前来沪不同，“格罗苏福意”号和“阿斯科”号是在战时窜逃至沪，完全适用清政府颁布的局外中立条规的有关章程办理。鉴于8月10日逃入烟台港的俄军舰“列事特意内”号在卸械之后，未受到清朝政府的有效保护，于次日发生被尾随而来的日本军舰强行拖走的事情，（注：有关此一事件发生经过见《收北洋大臣致外务部电》（七月初四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4-5页。）俄使雷萨尔担心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逃入上海的俄军舰身上，便于13日给清外务部的照会中要求上海地方能按局外中立规定办理。（注：《外务部收雷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三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09页。）然而，由于清政府颁布的中立条规本身不甚完善，以及日俄两国都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释条规的内容，使得交涉也颇费周折。
    在“格罗苏福意”号和“阿斯科”号于12日抵沪后，上海道台袁树勋即按条规规定，要求俄军舰须于24小时内出口，否则按“满洲”号办法，立即拆除军械。但俄领事则于13日回复，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局外条规的相关内容，拒绝拆除军械，表示俄军舰因受伤进口修理，不受24小时的限制，只同意在俄舰修竣之后24小时内出口。（注：《收南洋大臣致外务部电》（七月初六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8页。）
    对于俄方提出的待战船修竣后24小时再出口的解决方案，日本坚决反对，认为中国如准俄舰尽行修理，足以恢复其战斗力，有悖中立条规允交战国兵船只能行驶至最近口岸的规定。8月17日，日领事奉日本政府令，照会袁树勋，提出以下解决方案：或令俄军舰立即出口，如不愿，则不许修理，并起卸一切军器、子弹、紧要机器，停泊口内，直至战毕。表示若不能就以上两方案择一而行，日本将采取适当手段，自行解决，由此引发的事端，概由中方负责。（注：《收南洋大臣致外务部电》（七月初七日），《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初七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9、10页。）19日中午，日领小田七又向沪道面递照会，要求俄舰修期减至二日方为妥当，指出如中国准其尽行修理，日本将自行采取适当手段加以解决。（注：《收沪道致外务部电》（七月初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9，第14-15页。）
    在如何处理俄舰问题上，沪道袁树勋与外务部虽然都持中立态度，但在具体办法上亦不尽一致。外务部对日俄双方的意见加以折衷，于8月18日、19日两次照会俄使雷萨尔，要求俄方在以下两种解决方案中做出抉择：一按“满洲”号做法，解除武装，不参与战事，待战争结束，方准出境。二是按俄方要求修理船只，分别验明竣工先后，何船修毕，即限何船于24小时内出口，不得逾限滞留，亦不能再仿照“满洲”号做法办理。并强调“修补损坏与解卸武装两事不能并议”，（注：《外务部发雷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初九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24页。）指出：“中国于此事均系按局外中立之例妥切代筹，并无丝毫违背；倘若俄船不能照办，出有意外之事，应由贵国自担其责。”（注：《外务部发雷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初八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9卷，第59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