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是日本这个民族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起点。明治天皇在位（1868～1911年）的那个时代，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民族模式即已底定下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均应视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必然要涉及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直到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一次全面地社会变革，其方式和结果则又是各有千秋，极少雷同的，此即谓之特色。例如，英国与日本君主立宪则一，精神却是大相径庭。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她的传统思想和制度虽受到西方强有力的影响，但如何控制和利用这些影响，使之不致破坏，而能更加丰富日本较古老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却是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所有各领域领导人面临的根本问题。有时，他们用抵制西方事物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他们又走向另一极端，全盘接受西方的一切事物。最后，所有领域的多数领导人都在民族传统和西方影响两者互相取长补短的模式中，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从而形成日本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其中，又以在"王政复古"口号下所形成的政治结构特色，最具代表性。
    历史编纂学属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范畴中的硬件部分，往往需要与政治结构的现实同步。古代与现代俱然。明治时代的日本历史编篡学所经历的也恰是这样一种道路。例如，1868年"王政复古"之初，很多日本历史学家曾到修"官史"的本国传统中去寻求出路。其他人则倒向另一极端，竭力模仿西方史学思想，全盘否定本土史学传统，被认为是现代启蒙史学的"文明史学派"首开其端。然而就多数历史学家而言，无论是在编集记录、校订古籍或撰写专著等领域，最终建立起来的则都是"和""洋"合璧或"和魂洋才"模式，全盘西化者盖鲜。
    这样，比较"文明史学派"主要论点与此前日本历史编纂学构成要素的对立统一，或可有助于了解日本历史编篡学历来与政治结构现实相配合的文化功能及其在明治时代受到西方思想冲击后的存在形式，同时也可藉以了解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精神特色来源的一个侧面。
    福泽谕吉反对的官学传统
    福泽谕吉（1834-1901年）不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但是作为最早接受西方影响的日本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思想先驱，批判锋芒也指向本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编纂学，是"文明史学派"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明治八年（1875年）出版《文明论概略》一书，其中指出："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象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涎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在日本，权力的偏重，广泛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①福泽谕吉写在该书第九章：《日本文明的来源》中的这几段话，是想用以概括日本"文明史学派"诞生前，所有史学典籍的性质和内容，以及作为历史观的精神内涵所在。同时，也鲜明地表示出明治时代西化派史家的反传统立场。不过可能只适用于迄《六国史》成书以前的古代。且一叶障目，未及能见此前日本历史编纂学在日本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功能。
    "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意味着两点：其一是钦定、御用和官修；其二是帝王将相中心。可统谓之为"官学"传统。最早的官修王朝史，是致力于通过提高大和国家的皇权、削弱朝内及地方各家氏姓贵族势力，用以促进日本列岛诸国走向统一的圣德太子（570～622年）和苏我马子（死于626年）执政时， 下令编纂的《天皇记》和《国记》等。但这些史籍在645年的一次政变中毁于火。该年6月，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推翻苏我氏统治，苏我虾夷自焚时也使这两部日本最早的史学典籍同归于尽。但从圣德太子颁布的著名十七条宪法中，不难看出编纂这些典籍时的指导思想："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十二条）"承诏必谨。"（第三条）。六世纪时，天皇家以及氏姓贵族们的各家谱系大概已然存在，即所谓的《帝纪》和《本纪》。围绕天皇家祖神-天照大神及各家祖神的传说故事，即所谓的"神代"、"本辞"或"旧辞"，也在流传，乃至在钦明天皇（540-571年）时已见诸使用汉文的记载中。根据简单的、有限的谱系资料，附会以原始多神教宗教信仰中和民间传说中的故事，用以神化天皇及强化利用天皇的氏姓贵族如苏我氏的政治势力，便是这些亡佚了的日本最早王朝史的编纂目的。其后，于"大化革新"（646年）及"壬申之乱"（672年）后，继天智天皇（647-671年）之后确立专制集权统治的天武天皇（672-682年），起意编撰现存最古老的史书《古事记》，就是接续圣德太子时代的史学传统而完成的。此书乃天皇令近侍小臣、舍人稗田阿礼口授，由他人记录下来者。至奈良朝初立的第二年（元明女帝和铜四年，公元711年），又由安万侣奉敕整理编纂成书。712年，安万侣序《古事记》的上表文中，曾缕叙成书的经过。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