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例多样见解各异的私家著述
    明治初年以福泽谕吉与田口卯吉（1855-1901年）为代表的"文明史学派"，试图写作内容广泛、有解释的，也就是与钦定史学的官学传统相对立的历史著作。诚然，进行客观的综合、分析、判断的理性思维手段，在本土文化传统中未能获得高度发展。古代日本历史著作也一向同实录、会要、传记、自传和传奇很少区别。史观是外来文化的产物，例如中国文化曾带来了日本古代历史编纂学中的"劝善惩恶知古鉴今论"和"大义名分正统论"。只是最早输入的中国史学观念，结果成为了官方的专利，《六国史》的实地编撰者，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未能传之后世。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往往与文化垄断主义是并行的，日本古代自不例外。但因此就认为本土完全缺乏综合概括能力的来源，以及文化垄断主义的对立面，便会陷入极端。即以"文明史学派"的出现为例。通常认为那是模仿及输入著有《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的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1787-1874年）与著有《英国文明史》的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巴克尔（1821-1862年）史观的结果。但福泽谕吉写《日本文明的来源》与田口卯吉写《日本开化小史》时，未必自己就认为只是在复述外国人的思想。福泽谕吉以彻底与传统决裂著称，但却是日本"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支持者。他在史学领域持全盘否定传统的"西化论"，只是表现作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对专制主义历史传统的憎恶，却不能作为前此的日本史学传统，只是在传递着专制主义"政府"的政治观点，史官和史家全是看重"权力"的定论。除非依据的是"题材决定论"和"作者成分决定论"。至少在古代天皇神权专制主义名存实亡，以及模仿中国文化的热潮几乎也是同时衰退之后的"摄（政）关（白）政治"时代（858-1067年），史学领域内的非御用因素即已萌生。
    这一时代的历史写作开始采取"物语"和"镜"的形式。最著名的是《荣华物语》与《大镜》两部著作。
    "掇关政治"时代，是非天皇家族的宫廷贵族专擅朝政的时代，为首的是藤原氏。但那也是平安朝时期文化开始向本土传统回归的时代。九世纪中叶，片假名文字创造完成，平假名文字的完成，也不会太晚于此时。894年， 以航海牺牲过多及中国唐王朝处于动乱中为由，永久性停止一直不断的"遣唐使"派遣活动。十世纪初叶，模仿中国正史体例，官修的《六国史》最后一部《三代实录》完成后，官修朝廷编年史的制度中止。尽管这一传统不容断绝，此后每一世纪也就只限于由宫廷官吏为"国史"编纂卷帙浩繁的实录而已。具有一定史观的历史写作，遂成为个人关心的私家事业，因而也就能皆具个性。"物语"是一种小说或随笔类型的写作体裁，原用于文学作品。"镜"同于"鉴"之意，系专用于历史题材写作的一种体裁，但形式则与"物语"同，少有程式化限制。例如《大镜》便创造了用三个人物对话来进行叙述历史事件，并通过对话人物之口表达作者史观的独特方式。"物语"体或"镜"体文体之用于编年体历史写作，是日本史学开始摆脱模仿中国正史体例束缚，寻求向本土文化传统回归的产物。
    至摄关政治时代的全盛时期即将过去，即藤原道长（966-1027年）与藤原赖通（992-1074年）执政时代的末期，据推测为宫廷一名女官的作者所著的《荣华物语》问世。此书是首部使用假名文字书写的日本史书，记载《三代实录》所载以后的自宇多天皇至堀川天皇共十五代约二百年间事。主要部分用以称颂藤原道长与藤原赖通的富贵荣华，故名。以此而论，《荣华物语》与《六国史》相比，主题不过是由美化帝王的行状转为赞颂当权贵族将相的事功或艳称其生活，不出福泽谕吉所讥之"权力偏重"倾向。但不容忽视的是，明治初年的"文明史学派"用以区别与前此官学传统不同的两项原则之一，即要将历史学的视野由单纯的政治史领域扩及于对"整个社会"的关心这一条，在物语体历史著作中，实际已有所萌芽。较《荣华物语》稍前产生的那部同时代的著名《源氏物语》，系紫式部女士（978-1016年）所作，虽属文学作品，但其中却有一段论述物语体作品与《六国史》体的不同精神所在。《源氏物语》的《萤》篇中说："（物语）记载神代以来世上发生的各种事件。《日本书记》之类只不过是叙述片断而已，物语才真是有条有理地叙述详细事实。"其中包括有使人感到"无法排遣的无聊之感"的"世间故事"。⑤现代日本一位史学家就此评论说，这一"物语论"，实际体现了"一个新的历史观念"，"首先出于企图从新阐明人性真实这种要求，并且从这一点意识到六国史式实用性历史的局限性"。⑥不无道理。例如《荣华物语》记载1022年（治安二年）法成寺供养法会，叙述藤原道长下令驱散围观热闹的"卑贱者们"时这样描写：一个非常卑贱的老者被撵时说："我知道在正式法会的日子不准前来观看，所以才在今天设法来的。老爷！请允许我在这里看吧！我能看到一眼死也无怨。人们见他揉搓着两手诚恳请求的样子，也就不好一定驱散他了。"⑦这里既有贵贱社会身份不可逾越的对立，也有佛教意识影响社会的深度，并且还有人性的流露。作者的同情似乎不能说是偏重在权力方面。对比《六国史·续日本后纪》的取材标准："夫寻常碎事，为其米盐，或略弃而不收。至人君举动，不论巨细，犹牢笼而载之矣。"物语体历史著作应该说已然包涵了明治时代"文明史学派"可以继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