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廷并没有放弃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猜忌和戒备，特别是曾国藩攻占金陵前后，对于这位拥军30万，直接统治和节制江、皖、赣、浙、湘、鄂、闽乃至粤、桂、川的重臣，以及控制整个长江水面，拥有半壁江山的湘军集团，更是严加戒备。清廷的措施有二：一是拔擢湘军其他将领，压抑曾氏兄弟，以达到牵制曾国藩的目的。在金陵克服之前，清廷提拔其他将领就包含了牵制曾国藩的意思。而当发生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之事时，清廷便有意偏袒沈，而裁抑曾，从而导致曾、沈不和，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对曾国荃，清廷也有意贬抑。 1863年5月， 国荃升任浙抚，照例可以单折奏事。但清廷以国荃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赴浙就任为借口，加以批驳，令曾氏兄弟惶恐不安。同时，对曾氏的部下，不但已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以及仍健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均采取拉拢与扶植政策，使之与曾国藩离心甚至分庭抗礼，达到控制和利用的目的（注：朱东安。曾国藩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15. ）。金陵克复后，清廷又为千余太平军突围一事，追究曾国荃的责任，还追查天京黄金之事，意在敲打曾氏兄弟。二是在军事上布置兵力，形成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包围之势。当时金陵克复后，清廷派官文守武昌，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材分守扬州、镇江，据长江下游；僧格林沁屯兵皖、鄂之交，虎视南京。这样，只要曾国藩及其湘军有异动，四面围剿便可展开。
    到曾国藩自剪羽翼，裁汰湘军之后，清廷才逐步放松戒备，猜忌也不那么严紧，倚曾国藩为“忠臣”了。然而，满族朝廷恪于祖制，是始终不会完全信任汉臣的。不过在湘军之后，李鸿章及其淮军已经崛起，清廷完全可以以李制曾、以淮代湘了。
    总之，在湘军军事集团兴起之后，到湘军被淮军取代，清廷对曾国藩及其湘军是充分利用、严加戒备的。它的这一政策，虽然不是保持曾国藩及其湘军对朝廷忠心耿耿、不能成为控制晚清政局的唯一因素，但是应当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这是晚清政府保持防止地方势力崛起进而削弱中央政府的有效手段。
    二
    晚清政局没有因湘军集团的崛起而造成地方尾大不掉，王朝大权旁落、政权分崩离析的局面，还应当从曾国藩及其湘军这一方面来考察。只有在曾氏及湘军对清廷作出善意的回应，这种互动关系才能进入良性的循环，从而保持晚清政局的稳定。而这，又是取决于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态度的。
    曾氏及其湘军将领对清廷的既利用、又戒备的政策并非不知，然而又作出了善意的回应，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本身乃“书生”，具备了对清廷的发自内心的忠诚（这种忠诚乃源于长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二是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们有强烈的“事功”追求，想建立一番功业，而不是占据一时一地之私利，如一些纠纠武夫集团一样。正是这种强烈的功利心使他们在遭受清廷猜忌、备受折辱时仍能克制自己，为建立事功而忍辱负重，以见信于朝廷。
    《清史稿》论曾国藩说：“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我以为这是十分恰切的话。所谓“本于学问”，我理解为“他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方法，对他的政治思想及政治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成就的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功业’也好，开创洋务先河的现代化事业也好，实在是他的学术观的真切表现”（注：王继平。论曾国藩的学术观[J]. 近代史研究，1996，（5）。）。
    与封建社会的所有士人一样，曾国藩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建功立业，成为帝师王佐，是封建时代的士子的最高理想。曾国藩出身于寒微的耕读之家，祖辈中虽有识字之人，但却没有功名。这使得已逐步在地方成为头面人物的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大以不学为耻”，希望子女能获得功名，以壮门面。但可惜曾国藩的父亲曾竹亭生性钝拙，“累困于学政之试”，43岁才中了举，入学县学，然而却是“应小试者十七役”才得到的这个结果（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在这种情况下，祖父和父亲都把希望寄托在曾国藩身上，“穷年磨炼，以期有成”（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曾竹亭从曾国藩8岁起就把他带在身边，“晨夕讲授，指画耳提， 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巳”（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 真所谓“只将艰钜付儿曹”。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当然是具有强烈的功名心，“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注：刘蓉。养晦堂文集[M].卷3，17、5、32.），希望金榜高售，做一番功名事业。因此，曾国藩从小就有做大事业的志向，所谓“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73、81.），“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予何日斫蛟龟”（注：曾国藩全集。诗文[M].331、77、 73、81.）的诗文，正道出他做一番大事的决心。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 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注：曾国藩全集。书札[ 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君子之立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39.）。 他甚至立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注：求厥斋日记类抄[M].上卷，9.）的确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注：黎庶昌。 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6，6.）。正因为有这样一番功名心，当他中进士而蛰居于翰林院的一段时间里，颇有居闲职而不能一展抱负的失落感，所谓“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独立看参昴，横天如此寒！”“入年吟旧句，回首但茫茫”（注：曾国藩全集。 诗文[M].331、77、73、81.），正是这种失落感的真实写照。而一旦外放考官，却又有“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注：曾国藩全集。 诗文[M].331、77、73、81.）的踌躇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