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的另一将领左宗棠，在科场上虽没有曾国藩那样顺利，但同样也热衷科场，也有干一番大事的志向。其父左观澜40不售，也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课子尤严”，很有一番望子成龙的心思。左宗棠年少之时也自视颇高，“以诸葛亮自期，……与人书，辄书‘亮白’”（注：左钦敏。湘阴人物传[M].25～26.）。他还以联语抒怀，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可见左宗棠建功立业的志向远大，且颇为自负。但是左宗棠科场运气不佳，三次参加会试均以失败告终，给他的打击极大，声称要“长为农夫没世”（注：左宗棠全集。诗集，3； 书牍。61；奏稿。卷1.）。但这不过是自矜之词， 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左宗棠还是以充幕府而出山了。
    湘军的其他人物，也多与曾国藩、左宗棠一样，具有强烈的事功心理。罗泽南自小“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而泽南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 17、 127.）。但是，罗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思图以建功业。王鑫少时，就有“人生一息尚存，即当以天下万世为念”的宏愿，尝书数语于壁上云：“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凡生死祸福，皆所不计也。”（注：钱基博，李肖聃。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
    湘军人物的这种经世大志，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士子在传统社会的环境所致，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濡染。清代学术至嘉庆、道光之际发生了新的变向，其中重要的表现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在经世致用思潮兴起之中，湖南士人乃其主体。陶澍、贺长龄、汤鹏、魏源，乃至唐鉴，都有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在陶澍的支持下，魏源与二贺辑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士子影响极大，“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注：黄濬。 花随人圣盦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0.）。在这种经世之学的濡染下，湘军人物大都受其影响，以用世为学术之指向。曾国藩虽具理学的色彩，但他师从唐鉴，以“守道救时”、“取笃实践”为宗旨，于“义理之学”中发挥经济之学。左宗棠科场失意之后，更注重于经世之学，并宣称“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之阶耳。”（注：左文襄公实录。卷1，11.）他对《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 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注：左宗棠年谱。卷1，7.）；对《皇朝经世文编》也详加研究，“丹黄殆遍”（注：左宗棠年谱。卷1，7.）；同时他对于舆地、荒政、盐政、兵政等有用之学，均详加研究。罗泽南读书，“百家述作，靡不研讨，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则交通旁推而不离其宗”，“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而有《皇舆要览》若干卷”（注：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 20、17、127.），也是极力推崇经世之学的。李元度“于天文推步，方舆沿革，六书九数之属，靡不研究”（注：钱基博，李肖聃。 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M].16、20、17、127.），亦有用世的学术倾向。
    由此可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人物，在结合为一起、创建湘军之前，都是胸怀大志、有强烈的用世和功名欲望的士人群体。他们的理想是“澄清天下”，是“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以拯救清朝于中道之际。
    曾国藩等湘军人物生于清朝衰弱之时，这种社会环境使湘军人物的政治态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对日渐显出危象的政治现状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政治腐败所造成的官场恶习及农民起义，表现出特别的忧虑。曾国藩就直言日益危险的社会存在着民间三大疾苦和官场四大通病。民间三大疾苦是：“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29～31.）；官场四大通病是：“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注：曾国藩全集。奏稿（一）[M]. 7. ）。对蜂涌而起的农民起义，曾国藩也认为是官吏的苛求所造成的：“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注：曾国藩全集。 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 ）左宗棠也认为，农民起义是由于：“上失教，故民惑于邪说而会匪以生；上失养，故民迫于饥寒而盗贼以起。此吏治之失于其始也，匪与盗初起之时数健卒缚之而有余，乃丁役则有庇纵之弊，官幕则畏办案之烦，以致族邻恐其株连，忧其报复，则有隐{K3JB01.jpg}之事。甚或正犯巧脱而累及平民，……是非颠倒， 无所适从……此吏治之失于其中也。”（注：左宗棠全集。 诗集，3；书牍。61；奏稿。卷1.）这些议论， 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并不表明，湘军人物同情农民起义，而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而表现的一种忧虑。他们作为封建统治中的一员，受到朝廷的“恩泽”，自然对朝廷有感恩图报的心理，同时，湘军人物都是出身书生的士人，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据统计，湘军将官出身于书生的58％以上，高级将领几乎都是有功名的士人（注：据罗尔纲：湘军兵志。60～66表统计。），正如曾国藩所说，湘军将领乃“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学者。这样一批人，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他们不像行伍出身的纠纠武夫，毫无信仰可言，他们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图回报。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就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两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注：曾国藩全集。书札[M].卷1，12、30、27、30；卷3，39、43；卷4，7.）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 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214.）。可以说，“尽忠报国”是曾国藩这样一批以儒生特起从戎的书生儒将对清政府的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