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咸、同年间湘军集团与清廷的关系，可以看出，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清朝，对于汉人始终是防范的，但同时也因时调整了一些政策，对新崛起的汉族士大夫势力予以利用，有时甚至重用。同时，它的驾驭术又很高明，使湘军集团对事功的追求使他们并没有向武人跋扈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备受猜忌，多方掣肘的情况下，不断以言行来表达其忠诚。这主要得益于曾国藩及其将领的理学家性格和书生本性。正是这双方的可融合、接纳的基础，使二者的互动关系就其趋势来说是一致的，由此而使晚清政局在经历了一次罕见的农民战争的打击之后，却没有出现历史上常见的大权旁落、朝廷名存实亡的局面，而是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应当说，中兴王朝，是曾国藩这样一批湘军将领的夙愿。正是出于澄清天下、挽救衰世、中兴清朝的愿望，这一批“矫矫学徒”才特起从戎，建立起一支强悍的队伍，而且确将清朝制兵也望而先溃的太平军镇压下去，造成了收拾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或许不能说他们的确实现了中兴“大业”，然而同治年间新的政象的出现，又不能不说乃是湘军一班人物所导引出来的。
    在政治上，湘军集团的崛起所带来的新的变化，是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戒备和猜忌汉人，是有清一代的祖制。但是，太平天国的兴起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来，将满清王公贵族的颟顸、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即使是有识见的满族王公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注：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M]. 下卷，7～8、20.），“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注：坐观山人。清代野记[M].下卷。），“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注：尚秉和。辛壬春秋。卷26.）。与此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不但表现出了优于满族官员的才能，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满族的朝廷似乎也离不开汉家大臣。因而改变了咸丰、同治以后的政治格局，这不能不说是同治年间新的政象。并且，这样一批新进的汉族官员，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军功起家，有一股澄清天下、蓬勃向上的锐气，因而在实际为官中，较满族旧臣更有进取心，以曾国藩来说，无论在两江总督还是在直隶总督任内，均采取了一些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推动文化的措施，对恢复经过太平天国冲击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同治政治中兴的表现之一。
    在经济上，湘军人物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对西方人、西方器物的认识，成为同治年间自强运动的主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与西方侵略势力的交道中，逐步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因而冲破顽固势力的重重阻力，相继在中国建立起一批新式的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创办了新式的学校，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促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肇始，也是同治中兴的又一表现。
    在军事上，湘军集团成为晚清军制变革的中介，在一定的程度上振兴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八旗曾经是满族摧毁明朝、入主中原的剽悍之师，然而经过两百年的承平时期，它早已腐败不堪，在太平军面前彻底崩溃。湘军以全新的军制组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它的势力。这样，它便成为同治时期清廷改革军制的参照。从此时起至清末新军编练止，影响中国军事制度数十年的是湘军制度。依据湘军制度建立起来的练军、防军等武装，成为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这不能不说是湘军集团对晚清政局的另一重大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湘军集团以作育大批人才而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曾国藩练湘军的目的之一是“引出一班正人，转移一时风气”，即作育出一批为中兴清朝服务的经邦治国的人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晚清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外交领域，活跃的大批人才，有相当的比例是与湘军有联系的，或为湘军营伍出身，或曾为曾国藩幕宾。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元度等封疆大吏，郭嵩焘、薛福成、容闳、王闿运、吴汝伦、吴嘉宾、王定安等文人学士，都是晚清社会的栋梁人才，均与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上论之，湘军集团的崛起，的确为同治年间的晚清政局带来了新的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谓“同治中兴”并非完全是统治者及其文人的粉饰，是可以的。当然，与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的澄清天下、中兴王朝的初衷相比，这是大有距离的。清朝统治，在经历了200 年的发展后，已经向着衰败的趋势发展，而世界大势又将中国卷入了一个全新的格局之中，曾国藩这样一批“忠臣”，即使有远大的抱负，也已是回天乏术，无法挽救这样的命运。其实，在曾国藩督直时，就逐步得出了“中兴”的悲观结论。他看到“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曲”的局面，真感到“一筹莫展”、“甚可忧耳”（注：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其实， 这并非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个人或集团的“回天乏术”，而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决定的。作为王朝中变时期的人物，湘军人物们所能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历史所能要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