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宋的一万五千多卷增加到梁初的二万三千余卷，国家藏书数量增加不少。齐梁时期私人聚书更是盛况空前。陆澄“家多坟籍，人所罕见。”[9]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10]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京师莫比。”[11]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12]梁宗室吴平侯萧景子劢“聚书至三万卷。”[13]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14]张缅“性爱坟籍，聚书至万余卷。”[15]这些聚书名家往往各有侧重。据《隋志》载，陆澄有《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录》一卷。《隋志》解释说：“陆澄合《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可知陆澄《地理书》书就是把自己收藏的图书中有关地理的书籍整理成一类，并非自己撰写。此外，陆澄还有《地理书抄》二十卷。[16]这可能是他从一百四十九卷的《地理书》中抄录出来的。与陆澄不同，王僧孺则是“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17]偏重于谱谍类书籍。张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18]偏重于史书类。
    以上均为聚书最著名的士人，一般人不可能有这么多书，但当时聚书的风气是相当强劲的，所以《隋书经籍志》序概括地说：“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 梁元帝《金楼子》卷四专设“聚书”一篇，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他几十年的聚书经历：
    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赉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州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又写刘选部孺家、谢通直彦远家书。又遣人至吴兴郡，就夏侯亶写得书。又写得虞太中阐家书。为丹阳时，启请先宫书，又就新渝、上黄、新吴写格五戏，得少许。为扬州时，就吴中诸士大夫写得《起居注》，又得徐简肃勉《起居注》。前在荆州时，晋安王子时镇雍州，启请书写。比应入蜀，又写得书。又遣州民宗孟坚下都市得书。又得鲍中记泉上书。安成炀王于湘州薨，又遣人就写得书。刘大南郡之遴、小南郡之亨、江夏乐法才、别驾庾乔宗仲回、主簿庾格、僧正法持絓经书，是其家者皆写得。又得招提琰法师众义疏及众经序。又得头陀寺昙智法师阴阳、卜祝、冢宅等书。又得州民朱澹远送异书。又于长沙寺经藏，就京公写得四部。又于江州江革家，得元嘉前后书五帙。又就姚凯处得三帙。又就江录处得四帙，足为一部，合二十帙，一百一十五卷，并是元嘉书，纸墨极精奇。又聚得元嘉后，《汉》并《史记》、《续汉春秋》、《周官》、《尚书》及诸子集等，可一千余卷。又聚得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使孔昂写得《前汉》、《后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后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还石城为戍军时，写得玄儒众家义疏。为江州时，又写萧咨议贲、刘中纪缓、周录事弘直等书。时罗乡侯萧说于安成失守，又遣王咨议僧辩取得说书。又值吴平光侯广州下，遣何集、曹沔写得书。又值衡山侯雍州下，又写得书。又兰左卫钦从南郑还，又写得兰书。往往未渡江时书，或是此间制作，甚新奇。张湘州缵经饷书，如樊光注《尔雅》之例是也。张豫章绾经饷书，如《高僧传》之例是也。范鄱阳胥经饷书，如高诱注《战国策》之例是也。隐士王缜之经饷书，如《童子传》之例是也。又就东林寺智表法师写得书。法书初得韦护军叡饷数卷，次又殷贞子钧饷，尔后又遣范普市得法书，又使潘菩提市得法书，并是二王书也。郡五官虞皭大有古迹，可五百许卷，并留之，伏事客房篆又有三百许卷，并留之，因尔遂蓄诸迹。又就会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之。及临汝灵侯益州还，遂巨有所办。后又有乐彦春、刘之遴等书，将五千卷。又得南平嗣王书。又得张雍州书。又得桂阳藩王书。又得留之远书。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19]
    梁元帝的这段长篇回忆涉及的人物多达数十，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聚书活动的详情，十分珍贵。梁元帝除“蒙敕给书”外，聚书途径主要有三。一是“写得书”，即知道某人有某书，即借来抄写，或者派人去写。二是“市得书”，即出资购买。三是“经饷书”，即他人赠送。
    因聚书成风，当时士人彼此间的借书相当频繁。颜之推就此告诫后人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20]借来书，有人是自己抄写，如刘穆之“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21]王泰“少好学，手所抄写二千许卷。”[22]不过更多的情况可能是雇人抄写。至少从汉代以来就一直有以抄书为生的人，如班超“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23]阚泽“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24]南朝也有佣书人。周山图“少贫微，佣书自业。”[25]沈崇傃“佣书以养母焉。”[26]王僧儒“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27]朱异“居贫，以佣书自业，写毕便诵。遍览五经，尤明《礼》、《易》”[28]在写本时代，特别是在聚书成风的情况下，以“佣书”为业的人应该是相当多的，只是这些人能进入史传的不多。当时雇人抄书相当普遍，所以如刘穆之那样“自手写书”就成了一件值得记录的事情。南朝地方学校教育不发达，“佣书”客观上成为一般人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对于文化的普及是有积极意义的。
    就书籍的保存而言，私人聚书比官府聚书可能更重要。隋代牛弘曾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按他总结，自秦汉以来书有“五厄”。[29]除秦焚书外，国家藏书每每因战乱而亡佚。战争过后，新王朝藏书之所以能逐渐恢复，皆因政府有自民间征集图书的举措。所以从根本上说，书籍的保存更有赖于民间。国家藏书虽多，但因过于集中，一遇战火便损失殆尽。
    此外，就知识的传播而言，也是私家藏书更有意义。《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世隆性爱涉猎，启太祖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因为皇帝特批，柳世隆才借到二千卷秘阁藏书。与之类似的还有江子一的例子。《梁书》卷四三《江子一传》：“起家王国侍郎，奉朝请。启求观书秘阁，高祖许之，有敕直华林省。”这也是得到了皇帝的特批。不难想见，一般人是不可能见到国家藏书的。《梁书》卷三四《张缅传附张缵传》：缵“起家秘书郎……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图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乃可言优仕矣。’如此数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张缵为了尽可能多读书而迟迟不愿意离开秘书省，这也是因为国家藏书不外借。上引《金楼子》聚书篇涉及人物多是当时显赫的达官贵人。这些人彼此间传抄书籍相当频繁，由此可以推知，普通民间士人若想读书更是要靠私人间的互相借阅、抄写了。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低估国家藏书的意义。国家藏书虽然常常毁于战火，但据此而编制的目录却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如果没有历代王朝不断编制目录，当时人以及后人都无法知晓一个时代图书的总体状况以及当时人们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