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卷四一《齐衡阳元王道度子钧传》：
    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梁书》卷四○《刘之遴传》：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
    《梁书》卷四○《刘显传》：
    显好学，博涉多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丁母忧，服阕，尚书令沈约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也。”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叹曰：“刘郎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时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碍，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筠传》：
    筠状貌寝小，长不满六尺。性弘厚，不以艺能高人。而少擅才名，与刘孝绰见重当时。其自序云：“余少好抄书，老而弥笃，虽偶见瞥观，皆即疏记。后重省览，欢兴弥深。习与性成，不觉笔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六载矣。幼年读五经，皆七八十遍。爱《左氏春秋》，吟讽常为口实。广略去取，凡三过五抄，余经及《周官》、《仪礼》、《国语》、《尔雅》、《山海经》、《本草》并再抄，子史诸集皆一遍。未尝倩人假手，并躬自抄录，大小百余卷。不足传之好事，盖以备遗忘而已。”
    《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
    孔休源识具清通，谙练故实，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
    《梁书》卷二七《陆倕传》：
    倕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间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载。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
    在以上事例中，看不到对经学义理、历史教训的思考，如同文学领域中的“用事”一样，学者间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经史著作中的“事”展开的。孔休源、陆倕之辈甚至可以背诵《起居注》、“暗写”《五行志》，确实相当惊人。如果不了解当时的学术风气，对此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刘宋时，陶弘景“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52]很能反映当时士人群体的心态。颜之推说得很明确：“夫学者贵能博闻也。郡国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饮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寻，得其原本。”[53]“贵能博闻”，就是重视对知识的掌握。
    以前我曾经讨论过《三国志》裴注的问题。[54]当时的基本思路是：受东汉经学简化风气的影响，汉晋时期史学著作也趋向于简化，所以有简略的《三国志》问世。以后经学影响渐渐消退，史学著作遂重视历史事实的丰富，所以有以增补事实为主的裴注出现，并一度取代了文字训诂式的经学注释方式。现在看来，这个解释是有欠缺的。事实上，文字训诂式的注释始终存在，不能认为裴注一类的注释方式取代了前者。裴注大量增补历史事实的原因与经学盛衰或许没有什么关系。通过上述考察，可知在裴松之的时代出现了重视“事”、重视知识的风气。这可能才是裴注得以出现的根本原因。崔慰祖的例子或许可以支持这个判断。《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
    （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谢朓尝于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余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朓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临卒，与从弟纬书云：“常欲更注迁、固二史，采《史》、《汉》所漏二百余事，在厨簏，可检写之，以存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