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晋阳秋》因记载枋头失利而得罪桓温,不得不写成两种定本。孙盛本传称:“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拜谢,谓请删改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切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 [2]《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 [3]《颜氏家训·勉学》篇。 [4]关于孝武帝复兴儒学一事,田余庆先生曾有关注。读者可参阅田着《东晋门阀政治》中“孝武帝与皇权政治”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三,《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92页。 [6]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佛教撰述》,中华书局1983年版,425页。 [7]《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称:“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余嘉锡以为《隋志》“六万”当是“一万”之误写,见上引余书。 [8]《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 [9]《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 [10]《南齐书》卷五二《崔慰祖传》。 [11]《梁书》卷一三《沈约传》。 [12]《梁书》卷一四《任昉传》。 [13]《南史》卷五一《吴平侯景传附子劢传》。 [14]《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15]《梁书》卷三四《张缅传》。 [16]《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史部。 [17]《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18]《梁书》卷三四《张缅传》。 [19]《聚书》篇文字原本错讹较多,现在引用的文字是经过许逸民先生校勘的。在此谨向许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20]《颜氏家训·治家》篇。 [21]《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 [22]《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泰传》。 [23]《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24]《三国志》卷五三《阚泽传》。 [25]《南齐书》卷二九《周山图传》。 [26]《梁书》卷四七《沈崇傃传》。 [27]《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 [28]《南史》卷六二《朱异传》。 [29]《隋书》卷四九《牛弘传》。 [30]《初学记》卷二一《纸》引《先贤行状》。 [31]《抱朴子》外篇自叙。 [32]《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33]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造纸技术》,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53页。 [34]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763页。 [35]《宋书》卷五二《袁湛传附袁豹传》。 [36]《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 [37]《宋书》卷七○《袁淑传》。 [38]《颜氏家训·勉学》篇。 [39]关于刘宋诗歌“用事”,陈桥生《刘宋诗歌研究》(2007年中华书局版)第四章“以博学相尚的元嘉诗风”中有详细讨论,读者可以参看。 [40]《宋书》卷七三《颜延之传》。 [41]《文心雕龙·事类》篇。 [42]《颜氏家训?勉学》篇。王利器以为颜之推所讥讽者为北齐许惇,参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44页。 [43]同上书145页。 [44]《宋书》卷八五《谢庄传》。 [45]标点本校勘记: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按下云“马郑何所异”。梁玉绳《瞥记》云:“马、郑未尝注《老》。王西庄光禄云‘老子’当作‘老易’,盖是也。” [46]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载《中国文化》第八期。以下引此文不再注出处。 [47]余英时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涉及到《诫子书》。他说:“清谈决不完全等于空谈,即以清谈一事而论,不但谈士必须博学(见《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诫子书》),而且清谈本身便发展出一套礼节,转为谈士的一种约束。”(余英时:《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84页。)余先生此处重点在于讨论“礼节”与“约束”,因此对“博学”一事没有展开讨论。 [48]《宋书》卷八九《袁粲传》。 [49]《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本卷校勘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三国志》注引《管辂别传》,云‘何尚书自言不解易九事’,《南史》伏曼容传亦云‘何晏疑易中九事’,此云七事,未知孰是。” [50]《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51]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299页。 [52]《南史》卷七六《陶弘景传》。 [53]《颜氏家训·勉学》篇。 [54]胡宝国:《三国志裴注研究》,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5]《南史》卷四九《刘怀珍传附刘峻传》。 [56]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齐梁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7]王瑶:《隶事·声律·宫体》,《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87页。 [58]《晋书》卷五○《庾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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