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慰祖试图注《史》、《汉》，原因在于他认为二书“漏二百余事”。可见他对于“事”的重视。与此类似的还有刘孝标的例子。刘孝标“博极群书”，崔慰祖称他为“书淫”。[55]刘氏注《世说新语》引书多达四百余种，补充了大量史料，也体现了对“事”的重视。裴注的出现应该在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由于对“事”的关注，南朝类书编撰十分发达。刘师培论齐梁文学说，当时“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56]王瑶也说：“随着数典用事之风的流行，齐梁时编纂类书的风气也盛极一时，都是为了文人们隶事属对之助的。”[57]他们的讨论都是围绕着齐梁文学。本文所要特别强调的是，“用事”绝不仅仅局限于齐梁时期，也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南朝时期儒、玄、文、史各领域内都弥漫着同样的重视知识的风气。
    自刘宋开始，儒、玄、文、史四学并立，显示出一种学术分途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学术也呈现着合流的倾向。魏晋时，经史学家与玄学家是有明显冲突的。西晋“重庄老而轻经史，（庾）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58]东晋虞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59]干宝形容当时风俗说：“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60]应詹上疏：“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61]范宁矛头直指王、何：“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62]
    但是到南朝以后，这种激烈的冲突不见了。关于儒学与玄学的合流，前辈学者已有深入讨论。唐长孺先生揭示出东晋以后礼玄双修已成普遍趋势。[63]余英时先生则从社会伦理的角度、从仍具现实意义的情与礼的关系入手，对儒、玄合流给予了更深入的解说。[64]本文试图补充的是，儒、玄冲突的解决或许也有一个学术内部的原因，即当对经学、玄学以及其它学问的讨论都演变为知识性的讨论时，彼此之间便有了共同点，因而更易于相互沟通。归根结蒂，元嘉时的四学并立只是体现了当时人的知识分类思想，而并非要在四门学问之间设置壁垒。在崇尚博学的南朝，学者的知识并未受此局限，反而是更加综合了。
    现在我们可以接着讨论第一节的问题了。前节所揭示的自晋宋之际开始的聚书风气与本节所讨论的知识崇拜的风气基本上是同步发生的。二者之间有密切关系。准确地说，聚书的盛行只是知识崇拜风气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具体表现而已。这方面的例证太多，无法一一列举，这里仅举出两个例子加以说明。《陈书》卷三○《傅縡传》：“后依湘州刺史萧循。循颇好士，广集坟籍，縡肆志寻阅，因博通群书。”傅縡的“博通群书”是以萧循“广集坟籍”为前提。又，《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年十二，便能属文。父上开府僧垣，知名梁武代，二宫礼遇优厚，每得供赐，皆回给察兄弟，为游学之资，察并用聚蓄图书，由是闻见日博。”姚察的情形与傅縡相同，都说明聚书是博闻的条件。既然如此，追求博学的南朝士人自然会尽力聚书。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因素，所以前节才未将南朝聚书的盛行仅仅理解为造纸技术发展的结果。
    三．从名士到学士
    与崇尚知识的风气相关联,南朝士人的称谓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知道，用“名士”、“学士”来指称士人由来已久。不过比较而言，汉晋多使用“名士”，而南朝则更多使用“学士”。一般而论，士人都有文化，但名士之所以成为名士，往往并不是因为他有文化，而学士称谓则与文化、知识有着直接的联系。
    所谓“名士”，顾名思义，即是有名之士。《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称：
    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
    以上“三君”、“八俊”之辈都是东汉末年名士中的领袖人物，可以说是“名士”中的“名士”。他们的特点及成名途径各不相同，或者因“德行引人”而著名；或者因“导人追宗”而著名；或者因“以财救人”而著名，大致都偏重于道德一端。[65]这正是赵翼所说的“东汉尚名节”风气下的结果。[66]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一些人依然以此标准来理解“名士”。《三国志》卷二二《卢毓传》：
    前此诸葛诞、邓扬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
    按卢毓所说，通常的情形应该是“畏教慕善，然后有名”，这还是强调以德获名，《晋书》卷四六《刘颂传》载西晋刘颂上疏：
    今阎闾少名士，官司无高能，其故何也？清议不肃，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无名士。下不专局，又无考课，吏不竭节，故无高能。无高能，则有疾世事；少名士，则后进无准，故臣思立吏课而肃清议。
    “人不立德”，“故无名士”，这也还是偏重于道德。不过就当时的现实看，卢毓、刘颂的认识比较保守，实际上汉晋时期成名方式已经多种多样，或因特立独行而成名、或因善于应答而以一言成名、或因受到大名士赏识而一日成名。渡江之后，不少“名士”更以放纵而成名，如羊曼“任达颓纵，好饮酒。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67]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正统的道德礼法完全是背道而驰。本文上节引东晋王恭所谓“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一语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名士的特征。
    南朝人偶尔也使用“名士”称谓，如《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载梁元帝语：“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于义理，清转无穷，亦一时之名士也。”《南史》卷二八《褚照传》：“彦回从父弟也。……常非彦回身事二代。……彦回拜司徒，宾客满坐，照叹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门户不幸，乃复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不当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 不过与汉晋时期相比，这样的例子在南朝极罕见。南朝史籍中呈现最多的是“学士”。
    关于“学士”称谓，赵翼曾有敏锐观察。《陔余丛考》卷二六“学士”：
    学士之名，其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正始中，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曹魏时已有学士之称也。晋、宋以后，增置渐多。宋泰始六年，置总明观学士，后省总明观，于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齐高帝诏东观学士撰《史林》三十篇。永明中置新旧学士十人，修《五礼》。又竟陵王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梁武时，沈约等又请《五礼》各置旧学一人，人各举学士二人相助。又命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为太子，又开文德省，置学士。刘孝标撰《类苑》，梁武又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陈武帝亦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其它散见于南、北史各传者，如虞荔、张讥俱为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为东宫学士，傅縡、顾野王、阮卓为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为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为嘉德殿学士，岑之敬为寿光殿学士，阮卓又为德教殿学士。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第其时所谓学士者，无定员，无定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