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注意到“学士”之名“晋、宋以后，增置渐多”，确具卓识，但他以《三国志》裴注所引《魏略》中的史料来论证“学士”称谓“其来最久”却不可靠。至晚西汉人就已经使用“学士”一词了。《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同书卷一二一《儒林传》：董仲舒“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书》卷七一《于定国传》：于定国“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 《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引蔡邕《表志》：“自执事之吏，下至学士，莫能知其所以两庙之意，诚宜具录本事。”由以上例子看，两汉人已经在使用“学士”称谓，并非如赵翼所说从曹魏时开始。
    从上引汉代史料看，与“名士”不同，“学士”往往是和学术文化有关。这在魏晋以后也还是如此，无有例外。《三国志》卷九《曹仁传附弟纯传》注引《英雄记》：曹纯“好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三国志》卷四二《许慈传》：“先主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学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晋书》卷七五《荀崧传》载，东晋初荀崧上表追述西晋儒学盛况说：“置博士十九人。九州岛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关于“学士”的含义，以下的两个例子最能说明问题。《三国志》卷三八《秦宓传》：
    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宓迎为别驾，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诸葛亮向张温介绍秦宓，称他为“益州学士”，张温见到秦宓立刻追问：“君学乎？”可见，“学士”就是指有学问的士人。又，《南齐书》卷五六《刘系宗传》：
    系宗久在朝省，闲于职事。明帝曰：“学士不堪治国，唯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
    这里说的再明确不过了，学士只会“读书”，所以“不堪治国”。按此，“学士”就是指会读书、懂学术的士人。
    按赵翼所举事例，南朝真正引人瞩目的变化是大批学士为朝廷、诸王所设的各种机构吸收，并从事文化活动。学士虽然“无定员、无定品”，但却具有浓重的“准官员”色彩。这既与南朝皇权的复兴有关，同时也体现出知识时代的特征。士人再也不能像东汉名士那样，仅凭他们在士人群体中获得的名声就可以呼风唤雨。在皇权复兴、重视知识的时代，他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学识来服务于王朝并获得相应的名誉与利益。我们现在来看两个与之相关的有趣故事。《太平广记》卷二五三引《谈薮》：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68]
    《陈书》卷三六《始兴王叔陵传》：
    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归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
    司马消难、陈叔陵都想获取名誉。前者采取的办法是“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后者则是“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这样的举动固然荒唐可笑，但也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名”的获得离不开读书、离不开知识。他们虽然都不是学士，但为了求名却不得不装扮成学士的模样。
    南朝士人多以“学士”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中，影响所及，甚至派生出了“童子学士”这样的说法。《梁书》卷四一《王规传附宗懔传》：“懔少聪敏好学，昼夜不倦，乡里号为童子学士。”这个例子很有趣。它既说明了“学士”的特征在“学”，也说明南朝“学士”称谓已经成为使用频度极高的习用语，所以才会导致儿童好学者被戏称为“童子学士”。检索南朝史籍，可以称得上“童子学士”的人相当多，如刘瓛“少笃学，博通五经。”[69]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70]韦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71]虞荔“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候太常陆倕，倕问五经凡有十事，荔随问辄应，无有遗失，倕甚异之。”[72]姚察“六岁诵书万余言”，“年十二，便能属文。”[73]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
    东汉以来也有类似南朝“童子学士”的例子，如曹丕“少诵《诗》、《论》”，[74]邴原早孤，少好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嶷然有异”[75]，但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并不多见。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记载是关于早慧型儿童的。《世说新语·言语》篇：
    徐孺子年九岁，尝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必不明。”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同书《夙慧》篇：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应该说早慧型儿童、“童子学士”类型的儿童在各个时期都会有，汉晋多早慧儿童的记载，而南朝多“童子学士”的记载其实反映的是两个时期人们观念的不同。汉晋时期，人们崇尚的是机智、聪慧，而在南朝，人们崇尚的则是知识的拥有。对于士人来说，这关系到家族地位的延续。前引颜延之《庭诰》、颜之推《家训》都告诫子孙读书的重要。二颜之语与“童子学士”可以互相发明，都表明了在重视知识的时代，士人对后代的学习有多么关切。在皇权复兴、知识至上的新时代，士族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传承已经不能完全凭借家族政治上的权力，而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文化。王僧虔在《诫子书》中直言道：“吾不能为汝荫，政应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76]
    综合全文，从社会史、学术史的角度看，聚书风气的兴起、儒玄文史中重视知识的倾向、名士与学士称谓的转换都表明南朝的学术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按照通常的理解，汉代是一个经学的时代，魏晋是一个玄学的时代。南朝诸种学问之中，文学最盛，过去我曾以为南朝或许可以算是文学的时代。这个认识自有道理，但现在看来，这个认识肯定不全面，因为文学虽盛，但它不能涵盖一切。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追求渊博、重视知识的特征在其它领域也都存在。既然各个领域都表现出相同的重视知识的倾向，所以本文更愿意用“知识至上”为这个时代命名。
    最后须要补充强调的是，本文虽然主要是在讨论南朝的学术文化特征，但文中之所以一再提及“晋宋之际”，实际已经暗含了一个认识，即南朝的变化其实都是从东晋后期开始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前文所提及的刘宋初年那些最重要的学术人物如雷次宗、裴松之、谢灵运、颜延之等人都是在东晋后期成长起来的。他们知识的获得、学术价值观念的养成都是在那个时期。因此，若要解释知识时代的起源，东晋后期应该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在探究起源之前，首先确认南朝时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则是必须的。这正是撰写本文的目的所在。